其次，在经济实力上，宋元双方也发生了翻转，张镝不断的努力将战线往外推，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最大可能的将战争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在国内轻徭薄赋、大兴水利，注重休养生息，两浙、两江素来都是鱼米之乡，闽粤亦有渔盐之利，又有中兴商社这样半官半民的强大经营组织，短短几年，南朝的经济不论粮食还是财赋都呈指数级增长。
反观北元，阿合马在时就以钞法洗劫民财，遍布全国的色目人敛财官员无节制的搜刮民脂民膏，巨量的财富不用来发展生产，全用于上层贵族穷奢极欲的挥霍中。加之穷兵黩武、无止尽的扩张，南北连年用兵，民不聊生，府库钱粮早就已经入不敷出，只得滥发无准备金的宝钞饮鸩止渴，民生日竭、财赋日颦，于是再发更多的宝钞补救，如此恶性循环。在重重压迫剥削下，每天都有活不下去的百姓揭竿而起，或者逃往南方，两边此消彼长。
再次，对于宋元两国各自的国内统治力上，更是天差地别。张镝治下的宋国用的是中兴社行之有效的牌甲制和sn兵制等一系列严密的组织形式，加上识字班和中兴公报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最主要的是一个相对公平合理并且稳定的社会环境，让民众形成很强的凝聚力。毫不夸张的说，如今的大宋，千万民众可以快速的转化为百万武装。
至于北元的统治力就不敢恭维了，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蒙古人占据了如此庞大的土地，但只能称得上征服，远远不能说是有效的统治。他们依靠征伐来威压四方，也用征伐来攫取财赋，更用征伐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战养战。但这终归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只有掠食者而没有生产者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这样的征伐停止或者受阻，其内部的诸多矛盾立刻就凸显了出来。按照惯例，北元各地的统治班子往往由一个野蛮粗鲁而又目不识丁的蒙古人达鲁花赤，一个腐朽无能而又软骨头的汉人总管，一个贪婪无度却敛财有方的色目人同知。其统治效力简直低到可笑，别说皇权不下县，甚至连皇粮国税都得外包给富商大户才收的上来。大户们借机敲骨吸髓式的横征暴敛，老百姓们对这样的朝廷和这样的官府不可能有任何的认同感，只等它倒了台还要上去踩一万只脚。
从某些角度来看，暴元与暴秦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用贾谊的话说，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眼下，宋元两国攻守异势的情形已然显现，是时候让乾坤倒转，让东风压倒西风了！
在正面的对比之外，张镝还有几处可利用的有利因素，一是西北的海都，二是漠北的昔里吉残部，三是东北的乃颜，四是海上的倭寇。其中倭寇的力量全由中兴商社引导，是在掌握之中的东北的乃颜将叛未叛，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漠北的昔里吉穷途末路，利用价值所剩无几西北的海都倒有一定实力，可惜路途遥远，无法联络。
那么当前的重点除了控制好倭寇这步棋，关键就在于争取摇摆之中的东北王乃颜。只要乃颜起兵反元，中书省受到威胁，从漠北抽出手来的二十万元军就很可能要调到辽东。并且，东北一乱，西北的海都很可能与之呼应，昔里吉运气好的话还有机会回血，北方将再次造就巨大的声势。元廷需要多线作战，加上数万人对日本的征伐，显然无法将注意力放回南边，张镝就可以争取更大的腾挪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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