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字廷益，杭州府钱塘县人。
其在二十三岁之时，即在永乐十九年辛丑科殿试中，以第三甲的成绩而被永乐皇帝赐“同进士”出身。就此，于谦步入了仕途。
于谦自幼为人刚烈，为官后自是清廉，其锄强扶弱之心更是伴随着其一生。
在“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即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诗文）大行其道之际，于谦也丝毫不掩饰其不屑，写下了反映民间疾苦的《荒村》。
其诗云：“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这种为人、这种为官、这种心性，自然在让于谦极具民望的同时，也让他被许多为官者痛恨。
官场讲究的是和光同尘，特立独行者向来是被其排斥的。
那为何于谦却屡屡得以提升？
而且之后其又写诗讽刺司礼监太监王振，被通政使李锡逢检举其因“长期未得晋升，而毁谤圣上”而下狱。但却在他被判处死刑后，于谦又突然被释放，还被升为大理寺（三法司之一）少卿。
虽然当时老百姓认为这是群民共愤，联名上书所致，但于谦的同僚们却不以为然。官场自有官场的规则，官员们认为这是比王振后台更硬的大人物再次出手所致。
不然作为英宗代言人的王振不可能会在事后解释，他是抓错了同名同姓之人。而王振当时又是在解释给谁听呢？沉浸官场多年之人，认为王振只可能解释给他惹不起之人听。
于谦能如此特立独行，还能屡屡升官？固然于谦政绩赫然，但官员们认为还与其“朝中有人好做官”有着莫大的联系。
试问一下，若没有后台，于谦之前何以能在大同，将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而以资助边防开支。
将领私人开垦的土地，与法而言，并没有将之收为国有的规定；将领手握兵权，自然不是什么软柿子，而任由于谦来捏。
信奉实力、懂得官场规则的官员们内心断定：在朝堂说一不二的太师张辅，就是于谦的后台。
于谦第一次让张辅留有印象，是宣德元年他对汉王朱高煦的辩驳。
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燧得知朱瞻基，诰敕封赠于文臣。其就以朱瞻基违背太祖、太宗祖制以及诛杀奸臣夏元吉为由，而起兵“奉天靖难”。
北京在一边整军的同时，一边令太监侯泰携金银之物去乐安见汉王。
汉王当时以自己在永乐年间，因父皇听信谗言削了他三卫中的其二，并将他贬到乐安。大兄即位后，既没有恢复他三卫，更没有让他回京，只是赐给他些金银之物。所以这些年来，他一直都是郁郁寡欢。
最后汉王令侯泰即刻赶回北京，朱高煦说先立刻将奸臣夏原吉绑来，然后再谈他个人的待遇。
当月，汉王又遣百户陈刚携自己亲笔信来北京。
其书信中又多加了些内容：朱高煦怨气十足地指责了以张辅为首的公、侯、伯、都督们，他说这些人忘了昔日靖难时期的情谊，不是好人。当然朱高煦还说了他们不少或有或无之事……
所以之后奉宣宗之命，于谦向朱高煦的质问，不但得到朱瞻基的喝彩，也让公侯伯都督们对其生了好感。
对于朱高煦提出在永乐十四年被太宗皇帝削卫之事，于谦对当时投降的朱高煦问道：“靖难时期，太宗文皇帝骑赤兔马战于白沟河被箭矢射中之时，若不是都指挥哑失帖木舍命相救，何来汉王你今日之王爵”？
“但在永乐十四年，他却死得个不明不白”。于谦放慢语气地说。
朱高煦注意到因征讨他而来的靖难功勋皆怒视于他，他心虚地道：“是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捶死哑失帖木的”。
于谦怒斥地道：“今日在这的，都是功勋。谁不知道军中等级森严？也不说指挥使与都指挥官位上的差别了。就论哑失帖木与太宗文皇帝之间私人的关系，纪纲若是没有人指使，他敢去锤杀有救驾之功的哑失帖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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