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第八个年头，这一年的夏收时节，樊小义出生在平原地区的一个小村庄，他出生时，既没有传说中的天降祥瑞，也没有蛟龙绕梁，更没有满屋香味，很明显他不是帝王将相，注定是个普通人。那时候，我们那地方还很穷，没有什么医院，交通也不方便，最近的是镇卫生所，只能称为“所”，还称不上是医院。按照习惯，生孩子只能找接生婆，接生婆也说不上有多老，四十多岁，但是据说我们村的八零后基本都是她接生的。接生婆是个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尽管后来它招致非议，但在那个医疗体系不健全的时代，接生婆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接生婆从我们村走过，无论老少都尊敬地喊她一声“先生”。
樊小义的父亲那年整整三十岁，这个岁数在农村也算是中年得子了。关于为孩子取名的事情，樊爱民显然没有前辈随意了，不能叫什么“狗剩”、“孩儿”、“狗蛋”这样的名字了。那时候他家里供奉着关公，本地人都称为“关爷”，关爷神像常年蒙着红布，红布很脏，但也不能拿下来洗，否则是对神不尊敬。这尊神像现在还供奉在樊小义的小叔樊爱农家里，去年回家过年，我还见到过，只是红布已经换成新的了。关爷终生信奉“义”字，樊爱民干脆为儿子取名樊小义，还说不敢叫“樊大义”或者“樊义”，名字太“大”，不好养活。
一九八五到八六年，一个不到三百人的村庄，竟然出生了十多个婴儿，包括后来与我和樊小义关系都不错的杨军华、张大成，还有樊鹏程、程丽珍。
如果不嫌啰嗦，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些我最好的朋友樊小义出生以前的故事，这样你就可以了解那各时候农村的一些风土人情，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出生，所以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事情。
在樊小义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四年。这年秋天，樊老爷子就郑重其事的向樊爱民说明：“你结婚了，但是家里还有三个兄弟和两个妹妹没有结婚，你也知道，象咱这一大家子就这五间土窝子，住在一起也挺不方便。老二屋后边那片宅子就分给你了，瞅个好日子，咱们就开工。”“开工？没钱咋开工？”樊爱民说。“你那个头就是榆木疙瘩，咋就不开窍？只能咱们自己干，老二结婚了，就不参与了，咱和老三老六老七五个人就能把屋子盖起来。”樊老爷子说。
第二天，樊老爷子带着樊爱民兄弟四个，来到宅基地上，先在四个角上找石灰孔。之前“大队”分宅基地的时候，为了方便宅基地的主人后续查找，就在宅基地的四个角用铁棍打孔，再倒入石灰粉。我们当地称之为“灰角”。这种灰角可以历时几十年仍然可以被人辨别，但是如果当初铁棍打孔打偏了，或者宅基地上的土质比较松软，过不了几年灰角就辨别不清了，邻居就容易引起纠纷。为了宅基地打架，甚至是出人命官司，在那个时候的农村是很常见的。我记得，樊老爷子曾经说过那时候的农村人之所以生很多孩子，原因之一就是万一因为宅基地、地边纠纷要打架，人多了就有优势。若孩子生的少，连个帮手都没有，最终会吃亏的。
那天，樊家父子五人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三个灰角，但是西北角的灰角就是找不到。宅基地前边是老二家，他家早盖上了房子，不存在什么争议。宅基地后边是豆腐杨的宅基地，西北角是鞋匠张的，西边是木匠程的，东边是个宽约三米的巷子。他们四家都准备建房子，如果这西北角的灰角找不到，恐怕要引起纠纷了。樊老爷子带了四个儿子挖了一下午也没找到，村里人就开始推测，是不是当初忘了灌石灰了。樊老爷子道：“啊呸，当初，我亲自看着灌的石灰。”毕竟是没有动工，况且四家都没有盖房子，现在还说不上谁多占了宅子。
四家一致决定，请村支书过来看看。村支书来了之后，看了看被樊家挖了半米深、10平方的地方，也没见半点石灰，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问题总得解决吧，村支书说让他们都把宅基证拿出来吧。又一想，宅基证上只写到前后左右是谁的，宅基地的面积是多大，从这上面也不能看出灰角在哪呀。这些年，村支书没少碰到这种事情，既要做决定，还不能得罪人，处理这样的事情确实需要艺术。村支书说，你们四家不是今年盖、就是明年盖，这样吧，咱们让张先生来看看宅子吧，让他走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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