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的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自汉代起，华夏大地上便进入了一个士族门阀与皇权共同管理天下的时代，几百年来平民、士族和皇族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形态，彼此之间既有流动也有阶层的固化，流动意味着激烈的争斗，朝堂之争，门阀攻讦，农民起义，直至改朝换代。
阶层的流动完成，渐渐地固化，然后再次陷入固化后的纷争，除却少部分时间的外来威胁，多数时间华夏都是在进行内斗，朝代也随之更替，鲜有能超过三百年的王朝。
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字欲望。
大部分的底层人口都被抹去了棱角，欲望被生存的压力所代替，乞活是第一要务，当底层的百姓活不下去的的时候，王朝也就基本到了终结的时候，而士族门阀可以不会去关心这些，他们要的是自己的利益，皇权倚重于世家，两者都不怎么关心百姓的死活，活不下去的人想要活下去，搬到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活下去，说不定还能翻身做主。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不是一句疑问，而是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底层百姓的一种无奈的呐喊，也是一种被逼到悬崖边时的反击，胜，天下大乱，败，开启天下大乱。
不是没有人想要结束这种死循环，奈何农耕文明天生的土地情结注定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转折出现在李渊遇到云海的那一刻，云海的出现带来了解决这一顽疾的良方大幅提高的生产力。
李渊依旧沉浸在旧制度之中，没有看到云海送到他面前的机遇，所以他成了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本身即是士族又是皇权的拥有者，依旧逃不过国祚不过三百年的诅咒。
同时他又是幸运的，在大唐的最重要的转折出现时，云浩也出现了，云海也回归了，硬生生的把大唐带上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贞观四年之后，李渊彻底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也成为士族与皇权时代最后的标志和见证者。
他的离世宣告了旧时代的彻底终结。
太上皇的驾崩让人唏嘘的同时也开启了士族的末日。
延贞五年二月，京兆韦氏被御史台和商管司联合举报其巨额走私，经查实，其走私金额累计高达三十七万余贯。
李二以为李渊守孝为名，带着长孙皇后和一众贵妃在大明宫不出，也不接见任何人。
期望新太上皇出面解围的京兆韦氏坐蜡，只能任由李承乾处罚。
李承乾对韦氏的处理相对温和，毕竟大明宫里还有一个韦太妃在，不看僧面看佛面，韦氏只是分家和缴纳了五倍的罚款，韦挺夺爵，并没有给与刑事上的判罚。
四月初，太原王氏爆出在出祖地太原隐瞒特大矿难，因为营救不及时，造成一百七十为拥有大唐户籍的矿工死亡，刑部孙伏伽为其行为定性为“草菅人命，玩忽职守”，太原王氏长房家主王旬判斩刑，其他责任人按照律法处以流放、监禁等，其家产除赔付伤亡矿工外全数充入礼部教育基金。
延续了几百年的太原王氏就此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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