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通和项梁是好友，派人到项梁府上请他过去商谈要务。
郡守府。
项羽在府门外等候，项梁独自进去见殷通。
“梁兄，你们要做什么？”殷通毕竟是一郡之太守，还是有些官威和王八之气的。
“反秦。”项梁也是直接，根本没有隐瞒的意思。
“哈哈哈哈……”
殷通大笑了起来，“何必舍近求远，我会稽府库有的是兵器，更有粮草。”
在江北中原，起事的队伍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杀郡守、县令，抢官衙府库。做成了，便是一支及格的起义军，受到人们的响应和拥戴。
义军受拥戴，事实上跟反秦关系不大，黔首百姓哪里知道什么反秦啊！什么起义啊！
亲王朝十几年的统治，也算做宣传工作的。尤其是允许黔首有私田，在自家的地里种地，这可比旧六国时给地主家干活强出了无数倍。
先不说日子生活好不好，最起码的一点心里舒服了，身份不一样了，不再是别人的奴、仆、佃农。
除了这个，黔首也受到了朝廷的尊重，每一个人都是大秦的子民，生命财产都受到保护。
道理很简单，黔首从事生产，有自己的地种，向国家缴纳赋税，国家保护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亲王朝已经没有了贵族、国人、野人之分，只有官和民。官就是管，管理的依据就是大秦的律法，任何事都要依秦律而行。
所以，黔首百姓都具有了尊严，生命的尊严，人格的尊严。像周朝那样人分三六九等，高一等的可以随意压榨低等人而不受制裁的情况，在亲王朝是没有的，也不存在。
法制，是亲王朝的立足之根基。
阶级，是周王朝的维护统治的法宝，这个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乐，伦理纲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做人的准则底线是不能乱纲常伦理。
以纲常治国，以法制治国，两个的区别是很大的。纲常治国、治家，便是大家长作风，底下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上层人，儿女、妻妾、臣子、奴仆无任何条件服从父母、丈夫、君王、主人。否则，家长打死不孝子孙是无罪的，丈夫杀妻也是无罪的，主人打死奴婢也算无罪的。
再说公子扶苏之死，其实他死的活该。在秦法制治国，即便是皇帝要杀大臣，也是需要交司法机构审判之后才能定罪。扶苏在接到皇帝的赐死诏书后，有权利提起异议，有权利喊冤，而且也不用立刻就死。
但他没这么做，他自诩为贤者，重伦理守纲常，被儒家思想毒害太深，同时他也是以这种姿态立足的，他若是反抗皇帝诏书，那就是乱了君臣纲常，父子纲常，所以他不能不死，这个叫作茧自缚，怨不得他人。
在秦律中，父亲没权力杀子，丈夫杀妻也是重罪，君王也不能擅杀臣子。
当然，针对官僚的律法就更多了，秦律中大部分的律法都是对官吏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民法、官法是主要的两大部分。
有民喊冤，地方官必须受理，审问案件也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徇私枉法，滥用刑罚根本就不会出现。秦朝对触犯律法的官员制裁，不仅是针对其个人，而是全家妻儿老小，严重者处斩，轻者发配服徭役，修长城、骊山陵，最低四年。
再说，反秦的起义军。大部分都人都是坏人，非良民。
秦律严苛，禁止民间私斗，凡是因打架伤害别人身体发肤者，都要受到严重的刑罚。即便是扯掉了对方的一根头发都不行，指甲划破了别人的皮肤，更不行。这些都会受到重罚。
还有盗贼律，任何对私有财产的侵犯都有严苛的规定，对于盗窃犯的处罚尤为严酷，偷盗满一百一十钱者，便被处徒刑或苦役数年。即使摘了别人家一枚桑叶不值一钱，也要罚徭役三十天。即便是盗窃未遂，一样受严刑。
还有环境法，破坏山林、污染河流、城市街道整洁的都要治罪。比如在街上吐痰、乱扔果皮等，都要被罚的不是罚款，是徒刑、徭役、苦役。
人身法、财产法、环境法，这三样对本分的百姓而言，都不难做到，对良民也不叫什么。他们没有必要反对，应该更欢迎才对。
所以，犯事的，触犯律法的都非良民。
至于陈胜、吴广、刘邦，这些人，拿秦王朝的徭律说事，则属于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反叛借口。
徭律虽然严苛，但绝对不像陈胜、刘邦之辈宣传的那样。秦国从商鞅变法到秦末，律法已经施行了一百多年，制定律法的商鞅也不是无脑之人，秦国历代君王也不都是暴君，更何况秦国从蛮夷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并最终一统天下，其根本就是商鞅的律法。
秦国能强大，首先要国富民强，秦律真要像陈胜、刘邦说的那样，秦国别说一统天下，早就被关中百姓反了。
耽误行程，延误了报到的期限，真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杀了你们吗？想想都不可能，只要是有不可抗力的自然原因，让其继续服徭役，比杀了更好吧！珑珑ln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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