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上，则是蒋百里之强项，但要恐怕归功于其比之蔡锷之长寿虽然正史上蒋百里也只活了56岁，但比37岁的蔡锷则又有了岁月沉积与历史演进的优势，参考蒋在1936年才大致完成其“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着名“持久战”奠基人的理论国防论。他的贡献，恐怕还是其桃李满天下的军中子弟吧。
而蔡锷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并加以总结，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从这一点讲，蔡锷对中国的国情的了解是相当精到和独特的，丝毫不亚于蒋百里，或者说是蒋百里后来理论的补充毕竟蒋百里提供了中国在大方向上必胜的论证，而蔡锷则指导了中国如何胜的难题。两者的结合，大概便是后来毛爷爷的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的主要思想。
对于自己和蒋百里孰高孰低的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也从来没做此比较。自己年纪轻轻就执掌一省军事，于军事理论上也颇有研究，而蒋百里则多在军事理论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上有建树，两者严格意义上讲是军事学的两大分支。蔡锷当得上军事家，而蒋百里则只能说是军事学家。
蔡锷是正人君子，说自己强于蒋百里的话是万万不会讲出来的，毕竟做人要厚道但要说自己弱，又心有不甘，又怕张汉卿阅历浅会真的认为自己略输一筹。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这面子还是要争一争的。
想了一想，蔡锷道：“我与你蒋世叔都毕业于日本陆大系，算是系出同门，但后来各自发展专业领域不同，机缘也不尽一样，怎好比较？”他微微一笑，平静下来，指着张汉卿的鼻子，笑着说：“汉卿，你怎么会想到问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张汉卿肃容回答说：“奉天部队一直存在战斗力低下与指挥能力落后等问题，学良临来之时，便和父亲讨论过关于重开奉天讲武堂的事现在想来恐怕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了罢。只是学良始终存在一个疑点：鉴于练兵时间与财政限制，是作战与指挥能力优先还是政工优先，学良仍在推敲。练一支百战精兵，费用肯定不小而政工优先，则奉天可用投入教育的资金来满足政工部分的投入，费用较小。只是在提升军队战斗力方面是否有不足的地方还未可知。蒋世叔在战略方向上的造诣自不必说，在保定陆军学校教导中也有不俗成就。学良想亲自讨教这个问题。”
蔡锷点头，微笑着说：“政工，是什么意思？”
张汉卿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小侄想出来的新词。政工就是用政治教育的手段来使官兵知道，他们是为何而战。学良私下也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不单单在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士气。另外部队的政工人员也要改变策略，要官兵一体，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学良曾经对世叔的波亚战术略有心得，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打人民战争。只要获得人民拥护，进可以从人民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后勤、物力、人力的支持，退可以融入百姓中间寻得保护。学良认为，现代部队需要大批这样的专职人员，这样的人员应该是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兵，才是有精、气、神的。”
蔡锷不再微笑。他凝视张汉卿许久，徐徐道：“这个问题是你父亲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认识？”
张汉卿郝然道：“只是学良自己的揣测。”
蔡锷静静说：“汉卿今年15岁？”
张汉卿说：“虚岁满15了。”
蔡锷忽然拉起张汉卿的手说：“吾道不孤。我现在就带你见见蒋方震。”
这番话能引起我们蔡大将军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一些新式名词外，张汉卿的见解结合了蔡锷、蒋百里多年的研究成果，又解开了他多年以来的疑惑，怎不令他失态？张汉卿：废话，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特色的建军与强军之路，又怎么会错？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张汉卿提出的政工人员教出精神的想法，正合他意。
而且张汉卿“官兵一体”的提法甚得他心。蔡锷也一直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张汉卿小小年纪能有这种认识，不能不让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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