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诗非一日之功，阮元听了母亲教导，也不着急，只日复一日的多读多看，过得数月，言语间日渐通顺。而且阮元也意外发现，自己记忆文章，比之以前，更为深刻难忘。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乾隆三十五年的冬季，阮承信原本抄书的雇主离开了扬州。阮承信闲来无事，便带了阮元，去仪征江面看长江过年。
仪征是阮家籍贯所在，阮承信祖父阮时衡原是扬州江都人，长居旧城，但彼时扬州人口众多，官学名额却有限。仪征人口不如扬州，官学名额却不少，在仪征应科举，更易入官学学习，为日后打基础。于是阮家在仪征买了田产，置了墓庐，便改籍为仪征。阮承信父亲阮玉堂便是在仪征应武举，直至武进士。阮承信担心阮元自幼生长在扬州府城，不识籍贯所在，便多带他来看看。
这时正值清缅战争结束，又临近年关，仪征官员为庆祝天下太平，特许百姓得以放灯。阮元父子到得江边一带，只见灯火通明，五彩花灯争奇斗异，江上船只，如云生蚁聚，确是一片盛世风景。
灯上所画，多是些西厢、红拂之类民间故事，阮元少时所读之书尚未涉及，不免问起父亲。阮承信倒是不忌讳说部故事，对这些民间之事所知甚多，便一一为阮元解答。父子间游玩正是尽兴，忽然远处一个声音大声响起：“盐船着火了！”
阮承信听得这话，顿时一惊，看着声音传来之处，果然有隐隐红光泛出。眼看不少人都往江边赶去，便也抱了阮元，去江边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江上火势渐大，等阮承信父子赶到近处时，已是一片火海。
盐船平日仅在江上航行，多半质量并不高，也没有多少防火用具。而仪征江面，又是南京和扬州关联之所，一时大量盐船在此聚集。这一场火下来，江上盐船毫无防备，顿时纷纷起火。不满半个时辰，长江已成了火海。
沿江民众越来越多，可也没人愿意去救火。
阮承信找来一个路人，问道：“兄弟，这火烧得这般大了，也……也没人去救吗？”
“大哥是外地人吧，这里的规矩也不懂的？”路人看着这场大火，似乎并不稀奇。
“我常年客居外地，多年不回仪征了。”阮承信籍贯在仪征，倒也不愿说自己是外地人。
“这火灾啊，原本都是巡河的守卫来负责。”路人似乎很了解这些，说起来如数家珍：“可这平日也没什么灾祸的，大家太平日子过惯了，那些守卫平时，也只看他们吃喝玩乐，防火救灾的事，就没那么伤心了。反正事后报一个火势过盛，扑救不及，也就罢了。若免了他们的职，又要找人，也是一般的慵懒，还不如用旧的。”
“那，平日民间就没什么办法？”阮承信还是很难相信。
“守卫不让啊，若是咱们平时自己去救，那不是抢了人家的生意吗？若是真有胆大的，真去救火了，没得几日，这些守卫就会变着法儿纠缠他们，直到他们再也不敢，或者干脆搬出去。日子长了，咱也就不敢动弹了。”
阮承信听完，不由得连连叹息，火势大到这般局势，便是守卫来了，恐也难救。只得眼见一艘艘盐船在火中爆裂倾覆，一袋袋精盐沉入江中，与长江融为一体。又过得半个时辰，守卫终于渐渐赶到，救了一阵火眼看势难挽回，便相继离去了。
阮承信虽不经商，但看得长江已成一片火海，也不禁为盐商难过。正在这时，忽听得一个声音高声吟道：
“逃灼烂之须臾，乃同归乎死地。积哀怨于灵台，乘精爽而为厉。出寒流以浃辰，目睊睊而犹视……嗟狸首之残形，聚谁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抔，辨焚余之白骨。呜呼。哀哉！”
听得文辞，竟是累年不出的骈文。骈文本以音韵见长，这时逢此极惨之景，更是悲怆凄然，令人泪下。
又听这声音继续道：“且夫众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环之，气绝寝床。以死卫上，用登明堂……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堕天昏，凄凄鬼语。……强饮强食，冯其气类。尚群游之乐，而无为妖祟！人逢其凶也耶？天降其酷也耶？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
阮承信定睛看时，见是个青年男子，手持酒瓶，如痴似醉。想必也是读书之人，不忍这人间惨剧被世人遗忘，故做文如此，为这一场大火送上祭奠。
阮承信不想阮元再看这等惨剧，忙遮了阮元眼睛，将他带走了。
或许这个时候也没人想到，这场火，竟意外的成了乾隆朝的分水岭，乾隆盛世自此之后，也便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这年冬天，阮家人暂时搬回扬州。这一日阮承信安顿好妻儿，又出去看陈集搬回来的家中物件。好不容易家中事安排妥当，却又下上了雨，阮承信还未能回到家中，只好找了个小摊，在棚子下躲雨。
店中伙计忙过来问道：“客官可是要吃面？”阮承信点了点头。
“那，是‘大连’、‘中碗’还是‘重二’？”扬州面食丰富，依面量大小，有三等分法，量最大的是“大连”，阮承信平日节俭，不过点个“重二”，但这天走了一日，颇为疲乏，便一反常态，点了“大连”。
“客官要个‘合鲭’吗？上午新到的斑鱼，正新鲜呢。”伙计问道。“合鲭”指的是面中带上成块鱼和肉，阮承信想着“大连”都点了，再点些也无妨，便应了一声。
“客官，六钱银子。”这一下倒是把阮承信吓得不轻，忙问：“你这就一碗面，虽说量大了点，也不值六钱银子吧？”
“听你口音也是本地人，客官是平日不用‘大连’，不知这加了新鲜斑鱼的‘大连’，便全扬州最便宜的面馆，也不会低于五钱么？”阮承信看他这店面颇大，外面棚子只是一部分，又加上雨势渐大，店家便是多收点钱，也是常事。又觉伙计口气，似有讥讽之意。自己也颇为读书人身份自矜，不愿露出窘相，索性一咬牙，点下了这份“合鲭”。
“其实早十年间，客官倒是能少花些钱。”伙计一边到后面吩咐做饭，一边和阮承信聊起天。“我家三代都在这个馆子里做面，扬州城别的不说，吃饭这点事，没人比我更清楚。我小的时候这‘合鲭’再贵也不过两三钱，后来便卖不得这样低了，邻家看你那样贱卖，都把你当仇敌一般，还怎么过？”
“那依你之见，这又是为何呢？”阮承信倒也不自命清高，主动和伙计聊起来。
“还不是因为那些有钱人家。”伙计看着面煮好了，便送过来，和阮承信继续聊道：“这城里数盐商最有钱，几个大盐商更是攀比得厉害。先是面里必有鱼，再是有的人只要斑鱼，再后来呢，有的人除了当日海里的斑鱼，一概不吃，说腥了一碗面。这东海离扬州又不近，打鱼的多是连夜出海，只为捞一网新鲜鱼。长此以往下来，鱼价高了，面价自然也高了。”伙计也颇为感慨，毕竟买鱼成本和面价一相折算，可能面馆收入，反不如以前。
但话说回来，阮承信看着眼前的这碗“大连”，鱼汤倒是颇为清亮，尝了一口，确比往日所尝鲜美得多。这面店也不愧为数十年老店，面汤香气浓郁，自有一番风味。若仅为一饱口福，六钱银子花得也值。
正吃面间，忽然见边上有个不小的包袱，阮承信眼看周边已无旁人，便问起伙计：“这儿还有别的人吗？”
“别说别人了，要不是客官你过来，我们早走了。”伙计看阮承信颇为老实，也不免开开玩笑。但眼看大雨一直不停，店里人倒也真的准备关张了。
阮承信吃完面，不禁摸了一下那个包袱，只感觉入手沉重，定睛一看，里面似有亮光泛出，再仔细一摸，只觉里面之物，与元宝颇为类似，如果整整一包都是现银，估计够普通人家一年用的了。
伙计却没那么眼尖，一边把铺子里东西收拾好，一边和阮承信道：“看你躲雨不容易，棚子我们就不撤了，客官愿意坐就坐着吧。”说罢，几个伙计相继走了，只留下阮承信一人。
如果这个时候阮承信把包袱自己拿走，也没有人看得到。
但他还是选择了留下。
雨又下了大半个时辰，终于停了，阮承信也想到过顺手牵羊，直接拿走这包银子。可转念一想，不知失主是什么样人，若是豪门大族也就罢了，若是和自己一样，甚至不如自己的人家，丢了这许多银子，年恐怕都过不下去了。自己虽日渐窘迫，终究还是有田产的读书人家，比市井小民还要优越些。推己及人，倒是也于心不忍，便一直留了下来。
直到一个时辰之后，一辆马车缓缓路过停下，走下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来。看到阮承信，不禁颇为讶异，问道：“敢问这位先生，在此多久了？”
阮承信看这辆马车颇为精致，来人一身绸袍，其间以暗纹绣着几道祥云，想来家境不差，而且意境不低，日常颇为讲究。便如实答了。那人也有点吃惊，笑道：“先生看来也不富裕，为何不将这包银子拿了去，也好过个好年？我家开销也说得过去，不差这些钱。”
阮承信笑道：“我这人平日胆小，不是自己的东西，确是不敢要，拿了，这心里惭愧，与其拿你这些银子，不如图个心里痛快。”那人也笑了，正要接过包袱，忽然眼神一变，似乎遇到了熟人，问道：“先生可认得一位姓阮的游击，名讳是上玉下堂的？”
阮承信不禁心中一惊，道：“正是家父。”那人又问道：“那令堂可是姓江？”阮承信忙道：“确是家慈，已亡故多年了。”
那人又惊又喜，忙道：“你把包袱打开，便知我是谁了。”阮承信应声开了包袱，不禁一惊，其中大锭银子，便有六七枚。除此之外，尚有一个文牒，文牒署名处写着两个熟悉的楷体字“江昉”。
“先生……先生是江舅父？”阮承信着实不敢相信，再说不出其他话来。
阮玉堂是阮承信之父，早年便有娶亲，可第一位妻子身体素弱，未及而立便已离世。后来阮玉堂考中了武进士，扬州大盐商江氏眼看年轻人前途无量，便选了族中一位女子，与阮玉堂结亲。阮承信便是这位江夫人的亲生儿子。
江家亲族众多，这江夫人另有两个同宗的表弟，一位名为江春，另一位则是眼前这江昉，阮承信应该叫他一声舅舅。阮玉堂彼时官运亨通，一路做到九溪营参将。江春江昉兄弟当时袭了家业，曾为朝廷出力，押送粮草到阮玉堂军前。故而和阮玉堂不仅是姻亲，更是同上过战场的挚友。但阮玉堂素来廉洁，因此虽然江家事业蒸蒸日上，他却不愿和江家多交往。
后来阮玉堂因故丢了官，虽一度被起复为钦州游击，却再不复当年盛景。阮家自阮玉堂死后，也日渐败落。可几十年间，江春凭着自己两淮总商的地位，不断巩固盐运销路，到乾隆中叶，俨然已是两淮第一大商人。
江春江昉兄弟倒也没忘了阮家，阮玉堂去世之时，还一度筹了钱，准备接济阮承信。但彼时阮承信家业还算殷实，想着即便是贫者，也不应受嗟来之食，更何况自己，便婉拒了江家。而江太夫人也已经在十四年前离世，阮江两家虽是姻亲，却也因常年不走动，早生疏了。阮承信安贫乐道，本已渐渐忘了江家，谁知这天拾金不昧，竟又让他遇上江昉。他年轻时见过江昉一面，可并未在意，是以此时已经忘了，不想江昉却还记得他的模样。
江昉看着外甥衣着朴素，脸上颇多风尘，显然是近年家境败落，念着姻亲之谊，不禁有些心疼，忙握住了阮承信手，说道：“看你这样子，也不来和我说一声，非要自己在外过活，又是何苦呢。”
阮承信自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显然自己过得并不好，硬充好汉也没多大意义。只低了头不答。江昉又问外孙多大了。得知阮元已经七岁，便道：“承信啊，你自己乐于贫寒，倒也罢了。元儿是我家嫡亲的外孙，你让他在你那里过苦日子，对他又有何益？我江家家塾凡是同宗之人、同姓之人，都可入学，你让他到我们家去上学如何？”
阮承信还想婉拒，江昉早已会意，正色道：“听舅舅一句话，你是读书人，尚寒素、重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你的事。元儿才刚上学的孩子，有条件来江家读书，你为什么要帮他拒绝呢？别的事由你，孩子的事，他舅祖说了，得算数。”说到最后，已是面色凝重，容不得阮承信拒绝。
阮承信仔细想想，实情倒也确是如此，又想到：“天宁在乡间教书，毕竟才学有限，终不能让元儿一辈子在乡下读书。江家素来和淮扬名士交往甚密，或许家塾里有几个有大才学的先生，也是元儿之福。”故而也不再拒绝。江昉给了他一块江家的牌子，让他择日便带孩子到江府。
阮承信这日回家，也把阮元去江家的事和林氏说了。林氏觉得阮承信所想，确是有理，阮元经过自己两年教导，已比之前进步了很多。若一辈子自甘贫寒，只怕一个颇具潜力的孩子，便要在扬州市井间泯然众人了。
次年入春，阮元便回到扬州，来到康山江府就学。江家豪华气派，阮元颇不习惯，所幸江府另有通往家塾的侧门，便只走侧门一边，也不与江家子弟做其他交往。
可这日阮元刚走到家塾门口，便迎面遇上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仔细看来，颇为眼熟，那孩子见了阮元，也是喜形于色，立刻走上前来问道：“你可是阮家大郎？”
阮元依稀记得，去年过年，父母带他去扬州北湖的叔祖家玩。当时在叔祖家里，有个比自己略长一些的孩子，十分聪明，虽也不过七八岁年纪，却能说出不少生僻字，据他自己说，已经认了一两千字了。
阮承信有些不信，便指着墙上一副写着“冯夷”的字帖，问这个孩子：“那你说这第一个字，念什么呢？”
“念平啊。”孩子笑道：“叔叔一定是以为，我年纪这般小，只认得这个字的逢字读音，却不认得平字读音。可我上一年啊，早就把《论语读完了呢。”说完看着阮承信，一副初战告捷的样子。
阮元一时颇为羡慕，却忘了问他姓名，只记得这孩子来自姓焦的人家。回想起来，那个孩子，便和眼前这个出现在江家的孩子长得一模一样。阮元不禁大喜，问道：“可是把‘冯夷’的冯读对了的焦家哥哥？”
那孩子也喜道：“你还认得我呀。我叫焦循，一看你就是贵人多忘事，只记得我姓什么，却忘了名字，哼。”
阮元忙赔了不是，也颇为疑惑，问道：“焦家哥哥，我是因祖母是江府来的，才进了江府学习。你又是因为什么，也来到这江府呢。”
“说起来还是托了你的福啊。”焦循答道：“今年年初，我家刚和北湖你们家定了亲，等我长大了，就要娶你表姐了。以后你不能再叫焦家哥哥，得叫一声表姐夫才行！”想到这里觉得“表姐夫”字数太多，又道：“表姐夫太啰嗦，以后就叫我姐夫吧。”
阮元这才明白，原来焦循和自己家里订了亲，也算半个阮家人了，阮家又是江家姻亲，焦循来这里读书，便也顺理成章。江昉为人又颇为爱才，看焦循小小年纪已能识不少字，自然乐意让他进江家。又看焦循虽然年纪也不大，但毕竟比自己高半头，叫一声姐夫也不亏。便也笑道：“姐夫！”
焦循其实也没听人这样称呼他，一听又乐了，道：“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姐夫，姐夫帮着你呢。”话音刚落，只听江家后院的孩子喊道：“先生来啦！”
阮元和焦循回头看时，只见江昉陪着一位先生，缓缓走到家塾正堂。那先生高大肥胖，脸上笑呵呵的，倒是十分和蔼可亲，一部长须直垂至腹，又凭添了些气度。这时只听江昉说：
“这位是西岑胡先生，名讳嘛，是上廷下森，以后大家便叫胡先生好了。胡先生乃是我江都宿儒，通经术、明律法。就在前年，藩司萨大人也曾延请先生入幕为宾……”江家子弟尚不明就里，阮元心里早已喝了声彩。萨大人便是当时江苏的布政使萨载，也算乾隆中后期一位颇具实干才能的地方要员。胡廷森竟然是他的幕僚，才华可想而知，眼看能得如此大儒教导，来江家一趟怎么看也值了。
那胡廷森忙笑道：“老朽哪有什么才能，不过痴长各位几岁，多读些书罢了，将来入朝建节拜相，还要看各位年轻人了！”其实清朝官制与唐宋大异，但清代文人多好拟古，便把总督巡抚与前朝节度使相等同，谓之建节，若是做了大学士，便是拜相。然而无论将相，实权均已不及前代了。江昉又教导了孩子们几句，便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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