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听老师这样称颂自己，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也只好说出实情，道：“老师见笑了，其实学生去年在仪征县学，已经见过容甫兄了。实不相瞒，这……这院试的四书文试题，容甫兄上年冬天，便已猜出。学生本不擅长四书文的，今日能得老师垂青，其实是容甫兄之故。”
谢墉笑道：“无妨，我这两篇四书文，出得题目并不难，本就是你等学子最应成诵之篇。我所看的，乃是你构思是否精巧，立意是否深邃。院试这许多士子，写出的文章也是有高下的。而你这篇，立意深远、上下有序、当断则断、当缓则缓，于这对仗八比之句，也是韵律分明。即便不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自也是一流之作了。”
杨吉听谢墉如此称赞阮元，觉得阮元确实比起自己想象，要高出太多了。可说道第一名，多少还是有些不服，便鼓起勇气，问谢墉道：“老先生，他……他文章真的写得那么好么？我在这家里也有些时候了，竟……竟是一直不知，不知这家里面，竟然出了个案首。”
谢墉倒是没有生气，笑道：“这位贤侄，你这就叫做‘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了’。你若是觉得伯元写得文章，还不算好，那你看过别人文章，便知高下为何物了。不过你说起案首，其实单论伯元这两篇四书文，还不足以脱颖而出。我当时看你等行文，也知道这般题目，猜也是猜得出来的。这四书文和伯元不相上下的，原也是有几位的。”
杨吉听谢墉这般说法，更为不解，也只好听下去。
谢墉续道：“但这史论，就是第一天考的部分，这可就分出高下啦。四书文行文严谨，尚不能完全看出文章功力。但史论可不一样，寻常学子大多认为，史论并无八股对仗之限，应该很好写啊。其实大大不然，一不小心，便容易犯两个错误。”
“这两个错误，一是面面俱到，这样不免限于冗长。二是出奇制胜，立论一味求新求变，可这样呢，又未免失于连贯。伯元恰恰两者都不是，他的文章啊，关键之处，一一点到，可绝无冗余。用典、对仗，层层递进，绝无生涩之感。只让人觉得，言已尽而意无穷，所以老夫看了伯元你的史论，可是恨不得多和你畅谈几日呢！你这样的文章，不给第一，岂不是我老眼昏花，耽误了你？”
杨吉知道，眼前这位老先生，绝非常人，他二品文官的身份，可比当年自己的恩公还要高一级，若是考虑到文武差异，二品文官更是远非三品武官之比。既然这个才学远胜于恩公的人，可以把阮元录取为案首，还这样连连称赞他，那么阮元的才能如何，自然也不用再质疑了。
而且，正所谓君子慎独，阮元看不到自己的时候，自己可看得他一清二楚，论人品，自己也不该有所非议才对……
杨吉正想着，谢墉却意外想起另一事，道：“伯元啊，你现已取了案首，按惯例，是要补廪生的。成了廪生之后啊，每月可以领米六斗，虽说数量不多，总是能保你一家衣食无忧了。你家人情况，以后也可以少担心些了。我来年还要到江南几个府主持院试，现下正缺人手，不如你便与我同往，帮我取录生员。顺便我也可以指导指导你，来年便是乡试年，咱就一举把乡试也考过了，如何？”
这接二连三的建议，让阮元猝不及防，愣了半天才回答道：“老师是想……让我帮老师取录生员？老师说笑了，学生才疏学浅，生员也不过刚刚取录，哪里有资格去给别人的文章评头论足呀？”
谢墉道：“这就是伯元自谦了，你才学在我看来，便是应举也已经足够，帮我取录生员，其实并非难事。若你真觉得困难，便先把自己中意的文章交给我，最后取录，还是我来决定，如何？况且眼下学子入幕，乃是常事。若是一直执着于书本，不知晓如何办理实务，日后乡会试之时，也往往会因经验不够，而有所窒碍。你随老师出门一年，或许抵得上你在家五六年功夫呢。”
谢墉所谓取录之事，阮元虽不了解，也听汪中讲过一些，取录生员有时也会由已录取的生员协助，但最终取录与否，仍是学政决定。这时听谢墉解释了，渐渐会意。只是“入幕”一事，他却并未想过。
谢墉所言“入幕”，乃是清中叶起出现的风潮，其实早在明代总督、巡抚这些高等地方官被常规化以后，“入幕”士子就已经层出不穷。例如明朝中期地方间颇有名气的文人徐渭，便曾在总督胡宗宪幕下参赞。而进入清朝，从雍正年间开始，为改善督抚待遇，开始对地方官员发放“养廉银”，地方总督养廉银最多可达每年二万两，巡抚最少也可以获得每年一万两的养廉银收入。谢墉虽是学政官，可每年也有数千两养廉银进益，只是学政来往全省主持考试，开支原本不小，所以相对于督抚，依然是清水衙门。
获得养廉银之后，有才识的督抚，可决计不会把银子拿去享乐。相反，他们为了施政便宜，便竞相开出高价，吸引全国优秀士子前往他们帐下做幕僚，这便是清朝中叶开始逐渐兴起的“入幕”之风了。一时间有才华的地方士子，若是入幕参赞确有不俗之处，一年获得千两以上进益，也是常事。谢墉可用银两不算多，但阮元也只是刚点了生员，尚是晚辈，聘他入幕自然无需高价。而对于阮元来说，能在谢墉幕中增广见闻，也不失为一个合适的起点。
但无论如何，谢墉是阮元认识的官员里，地位仅次于刘墉的第二高官，能受他指点，对阮元而言怎么看都是好事。因此阮元也不愿拒绝，道：“既是老师对学生如此放心，学生助老师阅卷，也是应尽之礼。只是……只是学生成婚不久，这一年多来，都在准备考学之事，家父那里，未能尽孝。家中妻室，也未免少了些陪伴。所以学生也想多留在扬州些时日。”
江彩见阮元为了自己，居然不愿去谢墉幕下做事，也不免有些羞涩。她自然希望阮元多和自己相伴，可她深明事理，眼下一位二品大员盛情相邀，是难得的幸事，只怕阮元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再也见不到这般前辈了。便也对阮元道：“伯元，我不要紧的，我知道来年便是乡试，你现下已是扬州第一，又有老师指教，乡试应该也不难啊。等你考过了乡试，时间自然也宽裕了，到时候再回来没关系的。”
又对谢墉说道：“谢恩师，夫子……夫子他前年腊月才与我成婚，之后一直在考学，在一起的时间未免少了些。原是我照顾他不周，还望恩师见谅。”
谢墉笑道：“少夫人不必自责，我看伯元这般挂念你，也知他是个仁爱之人，你又如此贤惠，我这案首是真的选对了。”又对阮元说道：“其实伯元你心里记挂家人，也是人之常情。我这边现在倒也不忙，不如这样，你先在家读书学习，待到明年年初，再来江阴找我，这样既全你阖家团圆之乐，也不误你入幕见闻，如何？”江苏学政驻于江阴，故而谢墉有此一说。
阮元听谢墉之言，自觉应是眼下最为适宜的办法，便道：“老师这样办法，是再好不过的了。学生一定勤于学业，来年再见老师之时，定不让老师失望。”
谢墉笑道：“伯元能来我幕中，其实是我之幸啊。另有一事，也不瞒你，容甫前日刚写信与我，也说明年乡试之前，愿意帮我一同阅卷呢。你二人性格完全不同，却是一样的才华横溢。老师也想看看，你二人共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阮元听说汪中也会去谢墉幕下，自然非常欣喜。不知不觉间已过了大半日，谢墉另有公务，不便再留，阮元便和父亲一起，到门前送别了老师。回到家里，一家人也不免要再庆祝一番。
随后几日，阮家相识的友人听说阮元取了案首，也相继来到阮家祝贺。阮家每天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其中地位最高的客人，自然是阮元考中后第五天时，前来拜访的江昉了。阮承信见舅舅亲自到访，自然也主动前往相陪。
江昉一进正厅，便忙不迭的道歉，道：“湘圃啊，我来得这样晚，确实是惭愧啊。近几日来，家里天天都要看账，可真是太忙了。其实伯元这次中了案首，我这几天高兴得，觉都睡不着呢！能在咱人才这么多的扬州府，拿下案首的位置，伯元以后，绝对是可造之才！”
阮元听说江昉来了，也赶忙过来迎接，听到江昉如此夸赞，也确实不好意思，自谦道：“舅祖言重了，其实这次考试，也有些机缘巧合，之前仪征的汪先生，正好也是学政大人的学生，是以准备更为充足些，不值得舅祖如此劳神。”
江昉道：“这你就小看咱扬州了，谢大人上次在扬州的时候，也不是只取录了汪容甫一人啊，扬州被他提点过的生员，可不少呢！能在这里脱颖而出，无论有多少运气，实力总是不差的！对了伯元，既然已是案首，来年的乡试，可是已经有准备了？”
阮元便把谢墉邀他入幕的事说了，江昉喜道：“太好了！若是谢公能提点你些，这乡试想来，也会容易很多。其实你小的时候在江家，我便已看出你学业才行，绝对在我家那些后生之上！若是你能有出息，舅祖自然也很开心。而且伯元放心，如果以后考试，川资不够，或者有想买的书了，只管和舅祖说！只要你愿意考下去，舅祖这边，支持绝不会少了的。”
江昉原本器重阮元，自那日听江春说了，阮元考学可以帮助自家之后，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帮阮元考过乡试。若是阮元有了举人功名，便有了授官资格，之后无论会试参加与否，都可以把他带到乾隆面前，江春的想法，也就可以实现了。
但阮元却有些受宠若惊，道：“舅祖盛情，阮元自是感激不尽。可我也知道，江南乡试，每一年都是精益求精，不少之前的案首，或许还等着考举人呢。外孙这是第一次考乡试，并没想过一次就通过的。”
江昉道：“伯元这就是自谦了，谢侍郎我虽然交往不多，但他两次典学江苏，我或多或少也知道一些。他无论学术才识，别说在江苏，便是在天下也是数得上的。我听说先大学士傅文忠公在世之时，还请他给嘉勇侯讲过书呢。既然他选了你做案首，肯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有我这个舅祖支持你，伯元，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啊？”
江昉所言傅文忠公，便是乾隆中期的名臣，乾隆内弟傅恒，所言嘉勇侯则是傅恒三子，当时的名将福康安了。阮元听了江昉这番话，得知自己和福大帅都可以师兄弟相论，信心也更加足了，便再次对江昉道谢。阮承信却另外想起一事，问道：“舅父，听说鹤亭舅父最近去京城赴千叟宴，鹤亭舅父年纪大了，这舟车劳顿下来，身体可还好？”
不料江昉语气倒是颇为轻松，道：“兄长前日刚好有信送到，说一切都好。而且今年赴宴，皇上竟额外开恩，赏借了兄长二十五万两皇帑，说是要帮兄长重整广达商号呢！这些年啊，向来只有我家捐输，这一次皇上竟然主动施以援手，湘圃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大喜之事啊？”
阮承信也知道，江家这些年为了支撑巨额捐输和乾隆南巡开支，已是有些周转不灵。这次乾隆突然大方起来，主动相借巨款，江家经营之事，当可轻松一阵子了。可只怕乾隆表面开恩，背后却让江家背上更重的枷锁，遂问道：“那皇上可有其它条件？”
江昉道：“约了一分起息，所以也不是全无条件。可最近这些年，高利取贷我家见得多了，这一分起息，已是再轻松不过了。其实兄长到京城之时，满心只觉得平安归来便好，江家这些年亏也亏了，早就见怪不怪了。谁知那日见了皇上，还没问几句话，皇上竟主动提出移借皇帑之事。”
“当时兄长自己也不敢相信，连连推辞，可没想皇上对我家亏空，知道的一清二楚。还说江家开支，半数都给了朝廷，朝廷暂时借上一笔钱，也是应尽之谊。兄长听着皇上并无别的说法，借下这笔钱，总是不亏，便谢恩了。事后兄长也觉得不安，便暗中寻人查访，才知道这笔借款，原是要感谢和中堂的。”
江昉所言和中堂，无需多言，便是和珅了，上一年乾隆南巡，只觉沿江上下，一切办理妥帖，自然是和珅操办之功。于是回到京城，便晋和珅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有了协办大学士的头衔，和珅就可以被称上和中堂了。同时户部事务，也仍让和珅参与，和珅自此总揽两部大权，权势自然倍于往昔。
但和珅也清楚，自己年纪尚轻，虽然已经做到协办大学士，距离文官之首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些年势力急速膨胀，未免有些操之过急，根基不稳。因此，对于有势力，又不至于威胁其地位的官员，此时仍然维持着表面的礼敬。他前两次南巡时，时常在乾隆左右，眼看江春虽然只是一介商人，却有一品散官的头衔，和乾隆关系又好，便觉得江春是个可以拉拢的强援。这时见户部相关扬州账目，得知江春近年为了捐输和南巡的事，已经渐渐亏空，索性卖江家个人情，即便江家不能成为他的后盾，最起码碍于这层面子，不致与他为敌。
阮承信自乾隆四十六年林氏亡故，便归家操持家务，一时对朝廷高官变动，已经不太了解。但近一两年来，市井皆传和珅备受乾隆恩宠，大凡行军、要案、钱粮调运之事，均有和珅参与，所以也知道这个名字，只是不甚熟悉。便道：“舅父，这和中堂想来年纪也不大，竟然朝中大小事务，一应均经其手，皇上对他也言听计从，可真是了不起。”
江昉道：“湘圃，阮家近些年也不容易，我是知道的。外面的事，想必也无暇去顾了。这和珅说起来，乾隆四十五年那次南巡的时候，我就见过。当时朝中重臣，还是阿中堂程中堂他们。可皇上但凡有事要告诉我们，却不用他们，也不用侧近宦官，只让一个三十岁、连胡子都没有的年轻人前来告知。那年轻人便是和珅了。”和珅相比江昉乃是小辈，又非当面言及，江昉这样称呼也不算失礼。
“那时和珅只是二品侍郎，也不算多稀奇。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嘛，升官快些也是常事。但他传达旨意，礼数从来不缺，也无自傲之色。当时兄长也有不解之处，曾多有事问他，可他应答起来，竟似早有准备一般，也绝无一句拂了兄长心意之言。那时兄长便对我说，此人日后，恐不可限量。只是怕他这般年纪，骤然身登高位，容易把持不定。”
“那之后便听说，和珅升了一品尚书，即便是满洲旗人，三十岁位列一品，也是难得了。那几年朝廷里又多是德行有余，而才能不足之人。阿中堂虽然文武双全，也不能面面俱到，所以朝中事务，就渐渐归和珅处理了。”
阮承信却道：“我对朝中事务，虽然近来了解不多，可听说三年前山东那起大案，和大人办得并不好啊？”
江昉道：“其实这也是我和兄长担心之处，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因贪渎不法，被朝廷彻查。那时和珅不知为何，竟力主国泰无罪。后来御史钱沣发现其中隐情，方将国泰正法。可皇上那边，似乎并无问罪和珅之意，只怕他日后不以为意，反而愈演愈烈，那就糟了。”
说到这里，也回头对阮元道：“伯元，你考上案首，舅祖自然为你高兴。可一定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还没见过江苏省，没见过全天下呢。虽然考上生员，学业可也不要误了。”
阮元自然谢过舅祖教诲，他才刚刚考上生员，对朝廷事务，仍然全无了解，这时只觉得舅祖是为了自己好。全然不知未来会有一天，自己也会同那个叫和珅的人，发生一段纷繁复杂的故事。
阮家父子、江家兄弟或许这时还想象不到，江春的担忧，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自和珅位列一品，至此也已经六年了。他在京城后海的府邸，时常有达官贵人来访，平日在和府门前见到一两辆豪华的马车，乃是常事。若问起附近的旗人，他们在和府门前见过的贵客，加在一起，大概也有小半个朝廷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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