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到了衍圣公府之前里许，只见得一路左右，俱是白幡林立，近得衍圣公府门前，眼看门檐柱上，也均系满了白帛。想来是衍圣公府之中，近日竟有人故去。阮元也暗生悔意，南下之前，他一直想着主试事宜，虽然曲阜是必经之地，却未能打探周全，只怕到了这里，竟遭人数落一番。
到得门前，门房眼看来人均是儒生打扮，也自客气，走上前问过阮元等人来历。阮元便取了官牒文书，说明山东学政身份，告知门房，言及若蒙衍圣公不弃，还望相见。
谁知门房却道：“回过阮大人，我家老爷他……已经于半个月前故去了。眼下是二老爷家的公子入继了大宗，继任衍圣公的事，我家也和皇上上奏过了。只是皇上虽准了小公子入继大宗，这继任衍圣公的诏命，却还没到呢。所以阮大人，眼下我们衍圣公府，却是没有衍圣公的。”
阮元听了，也不觉有些惊讶，细细问来，才得知其中缘故，原来之前的衍圣公，乃是孔子第七十二代后裔孔宪培，就在这一年，孔宪培因为染病，年仅三十八岁就不幸过世，家中也无子嗣，衍圣公的嫡系便即断绝。是以孔府只好选了孔宪培之弟孔宪增之子，前来承继孔氏大宗，并继任下一代衍圣公，这位即将被补任衍圣公的人叫孔庆镕，时年只有七岁。所以这时孔府事宜，便暂由其生父孔宪增做主。
眼看山东学政大驾光临，孔府其他的门房也纷纷向内通报，不过一盏茶时间，一位身着素服的中年儒生走了出来，眼看这人相貌俊朗，虽然身形文弱，举止之间，却自有规矩，不逾礼法。这人见了阮元，也上前作揖道：“新任学政莅临衍圣公府，自是我府中之幸，只是家兄衍圣公半月之前，不幸薨逝。眼下家中招待，定有不周，还望阮学使见谅。”听这人言语，当是前任衍圣公之弟孔宪增了。
阮元也连忙回礼，道：“孔先生，此事若说有所不妥之处，还应是下官了解不周。下官初到山东，原是因主试之事而来，忘了先行通报贵府，以至今日前来，竟未能预备致奠之物，实在惭愧。下官自当先行归去，待致奠之物齐备，再来拜访才是。”
说到这里，阮元不禁暗暗想到，孔宪增居然未曾问及自己为何不知临丧之事。略低下头一看，方才清楚。原来此时距江彩过世，才只过了十一个月，自己身上犹是青衣素带，想来孔宪增是以为自己已做好了吊丧的准备，故而不问。这般回想，心中也自惭愧。
孔宪增见阮元本是临丧之服，自然并无不满之心，又见阮元言语诚恳，不仅未加责怪，反而十分欣慰，道：“阮学使既要行礼，自是一番心意，我却之不恭。只是今日阮学使来都来了，若是就这般回去，反显得我们待客不周了。其实阮学使今日前来，却也并无不妥。阮学使看着也不过而立之年，却得以位列京卿，提学山东，想来阮学使才学之上，是有过人之处了。”
阮元也只好回道：“回孔先生，在下于经史之道，确是一直用心勤学。但自古有言，百闻不如一见，平日所学，虽知礼器仪范之大端，具体所见，却是不多。这次前来衍圣公府，也是听闻府中上古礼器，所备俱详，是以想着观瞻一番。而且久闻齐鲁之地，金石所遗众多，可备乙部参考之用。所以在下也想着，若能集山东金石文字，详加修订，定当有功于后世。衍圣公府千年诗礼之风，自是山东之冠，若能得孔先生不弃，令在下得以详校，在下自当终生感念。”
孔宪增点头道：“阮学使言及金石之事，其实来得正好，就在两个月前，城中有人偶得一块石碑残片，他们觉得我衍圣公府既是金石毕集之处，便将这残片送到了我们府中。只是这残片之上，语焉不详，若是阮大人不嫌事烦，还要请阮大人指教一番。”说着便唤来几个家丁，让他们陪着阮元进了衍圣公府，绕过正殿，来到一处偏厅。正好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在两个家丁陪同下从厅里走出。小男孩见了孔宪增，也上前道：“爹爹安好。”
看来这个男孩，便是未来的衍圣公孔庆镕了，孔宪增也走上前来，对孔庆镕道：“庆镕，这位是新任的山东学政，阮伯元阮大人，是你长辈，快过来问好。”
但阮元却想着，这个孩子毕竟是未来的衍圣公，应当自己先问好才对，便走上前来，先行礼道：“在下阮元，见过孔嗣公。”
孔庆镕也回过了礼，看着阮元，却不禁有些疑惑，向孔宪增道：“爹爹，这位阮伯伯看起来，也不过十岁的样子，就已然做到了山东学政。那爹爹，这天下间最为聪明之人，是不是就是阮伯伯了？”
孔宪增一时尚未回答，阮元听了“阮伯伯”这个称呼，却也不禁心中无奈，只好和颜悦色，对孔庆镕道：“回嗣公，其实在下并非生而知之者，只是幼承家教，学而不倦，如此而已。虽先师所言，亦不强求于生而知之，在下尽心治学，若能知圣人之意，便也无憾了。”
孔庆镕道：“阮伯伯无需自谦，聪明才智之人，我也曾见过的，但到了伯伯这班年纪，可没有人做到学政这般地位，想来伯伯是天赋过人了。正好，这里有一块新近出土的石碑残片，爹爹看着残片，已苦思了多日，一直不知其出处。阮伯伯既然好学，说不定会看出这残片来由呢。”
阮元也只好回道：“回嗣公，这石碑残片，往往已遭灭裂，所遗文字，未必便能深究其本末，其实孔先生也无需为此烦恼。不过既然嗣公和孔先生都想着在下一解此残片因由，那在下也就勉为其难，过去看看吧。”
一行人进了厅中，只见桌上放着一片石碑碎片，上面有数行字迹，应是汉隶，阮元对书法亦曾精研，故而上前一看行笔之势，便知是真迹无疑。只是其间每一行字，都所剩不多，眼看其中有两个字，应是“廿七”，还有一行字，写的是“熹平二年”，除此之外，其他几行字各自说的都是称颂之词。想来这是一方东汉年间的墓志铭，墓主卒于熹平二年，年二十七岁，距离阮元这个时候，已经一千六百二十年了。
孔宪增看阮元观摩已毕，便道：“其实在下也想知道，这段残片，究竟是何人墓志。或许便是我孔家先人，也未可知。只是这残片之上，似无半点言语，涉及墓主姓名，故而还想请阮学使赐教。”
阮元眼看这几行残句，自也不能立即便知此为何人，只好凭着自己史学功底，尝试着推演一番，道：“熹平二年，距今一千六百二十年，此墓主彼时年二十七，便英年早逝，实在可惜。但如果由此反推墓主生年，则应是后汉孝桓皇帝建和元年。生于桓灵之世，想独善其身，自也不易。至于身份，碑中有‘使君君国济民’一句，按后汉之时，此地有鲁国，那此人多半便是鲁相了。建宁二年，鲁相史晨曾留碑于孔府，距此时四年，此人应是史晨之后的鲁相，若如此说来，多半并非圣裔了。”
孔宪增叹道：“想来彼时先人，也不会在本地为相的。能仅凭这若干字句，便联想至此，非学识渊博者，不能为之。皇上点阮学使做山东学政，当是慧眼识人了。只是在下还想知道，这时我孔府又是哪一代子孙，其间有何事迹，还望阮学使赐教。”
阮元想想，道：“熹平二年，原无大事，彼时圣裔闻名之人，当数先师十九世孙孔季将公，二十世孙文礼公和文举公。此碑之前四年，正值第二次党锢之祸，名士张俭避难于圣人之家，文礼公和文举公倾力护之，是故张俭得以保全。后来事泄，牵连圣裔，文举公年仅十余，却慷慨赴难，乞愿代兄受死，兄弟二人为护名士，而争相请命，天下闻之而感动。朝廷中人，虽多有不愿，然宦竖百般刁难，最终无奈，仍处决了文礼公。此后三十五年，文举公亦因得罪曹操，阖门受难。乱世之下，其人可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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