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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不管皇阿玛怎么想,军机处议事还是以皇阿玛的意思为主,我能渐渐做主的地方,眼下也只有南书房,不过……”所谓南书房,原本是先前康熙时代,康熙皇帝诏对词臣之所,后来康熙在南书房时间长了,南书房便也兼有部分议政之权。可到了军机处成立之后,南书房又再次成为清廷安置词臣之所,这时嘉庆未得亲政,乾隆精力又已渐衰,许多朝堂要事应对不及时,是以嘉庆也频繁前往南书房,让南书房短时间内恢复了一定议政之权。这时想到阮元的南书房入值之职尚在,嘉庆和纽祜禄氏心中也似乎都有了新的计划。

“皇上,眼下皇上您在宫中能用的外人,主要就是南书房的人了。既然如此,阮元究竟是能为皇上所用,还是能为和珅所用,其中关键,只在于皇上您的念头。”纽祜禄氏道:“阮元此人我了解不多,但您也和我说过,他所引用两浙名士,大多均有实才,浙江每年送到京里的优等试卷,也各自言之有物。如此可见,他当是实心为官之人,而非无能或矫饰之辈。既然这样,皇上若能以诚相待,他也必然会尽忠与您。和珅让他仍然留在南书房,或许有他的想法,可这对您而言,也正是最大的机会。”

“贵妃所言,确有道理。”嘉庆也不禁点头认可纽祜禄氏,只是他在位三年,大事都是乾隆独断,自己虽已年近四旬,却未能真正决定过什么大事。是以此时面对扑朔迷离的形势,他也不禁有些担忧,道:“只是和珅究竟是如何想法,朕却还不清楚啊。看来,后面的事,就只能等阮元回京了。”

不知不觉间,嘉庆三年已经进入九月,距离阮元北上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阮元自从得了北上诏令之后,也一边准备行装,一边想着在浙江之日,便将《经籍籑诂编撰完毕。八月的最后一段日子,他也和之前寻来的两浙儒生们一道,进行最后的删修定稿,想着钱大昕对修书之事,也一向颇有兴致,也修书一封,请钱大昕帮忙作序。钱大昕听了阮元这部古文字书即将完成,也自然大喜,不仅连夜起草,作序一篇,也特意来到了杭州,想一睹新作真容。到了九月之初,《经籍籑诂这部一百零六卷的训诂学巨著,终于刊修完成,阮元等人也一连庆祝了数日。

这一日风和日丽,虽然已是九月,却仍有些暖意,阮元也同谢启昆、钱大昕一道,前往西湖中苏公祠游玩。苏公祠原是为纪念苏轼所修,阮元入浙之时已渐衰朽,是以阮元与谢启昆、秦瀛等人一道出资,在湖中重新兴修苏公祠,此时已经完工。看着三年督学,功绩斐然之状,阮元等三人也不禁感叹光阴易逝,相聚苦短。

钱大昕看着暖意之中渐渐落下的秋叶,也对阮谢二人感慨道:“伯元、蕴山,老夫从来不否认,为官之人,若是心存天下苍生,有志于道术流传,则振兴文教之功,当在民间诸生之上。这次编纂《经籍籑诂,所涉经籍浩繁,古书之中,又多莫衷一是之处。若无学行、政事兼备之人先发提倡,或赀财不足,经费不继,这书都是修不成的。当年我在京城之时,也曾与东原先生,竹君先生谈论字书修订之事,当时我等也都清楚,读书之人,不可不通训诂,亦不可沉溺于训诂,是以编纂一部兼通古籍的字书,最为紧要,可惜我等当时身无长物,又不谙为官之道,寻不得许多有志学术的官场同道,这件事也就搁置了。却不想这书在你们手中成了!这正经明道,嘉惠士林之功,你二位已是远在老夫之上啦!”谢启昆字蕴山,竹君先生则是朱珪的兄长朱筠,朱筠为官之时,曾多提倡刊刻经籍,也多引民间不第士人入幕,共论学问,清中叶民间修书、士人入幕唱和之风,朱筠实为滥觞。

谢启昆也陪笑道:“辛楣兄这就客气啦,这文教流传之事,有精于著述者,有精于刊刻者,二者合力,方能成事。论学问一道,在下这《西魏书,终是比不上辛楣兄《廿二史考异了,为官为学,终是难以兼顾,实在惭愧啊。”

钱大昕道:“蕴山却是不知,这修史之事,可比考异难多了,我虽写成了《廿二史考异,可这重修《元史之事,多年以来,终无所成,或许我治史一生,也不得不有所遗憾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次《经籍籑诂的修纂,伯元是首功之人吧?去年传檄杭嘉湖道,邀三府名士共修此书的文稿,老夫还留着呢。”钱大昕虽身在嘉定,毕竟离浙江不远,这些事情了解起来,也都非常及时。

阮元也只得陪笑道:“先生多所留心,在下自然感激不尽。只是这书首倡之人,乃是谢大人和里堂兄,在下原本虽有此想,终是不算成熟,也是谢大人提点于我,才知治学之事,尚有许多要做。其实谢大人所言不错,为官治学,均是烦难之事,学政之任,又要督学各府,犹为艰难,是以此书能成,乃是所有编纂之人合力所致,我却也是不敢贪功的。”

谢启昆道:“伯元就不要谦虚了,你平日但凡有闲暇,便与那许多儒生一同参与编修之事,每卷书成,你也都是一一检校,勤加修订,方成定稿,老夫不过捐了些廉俸而已,又如何敢居功呢?这书全程编修,老夫均未参与,也无需再写老夫的名字了,编纂之人,就是你阮学使,不,阮侍郎,你看怎么样?”

阮元还想谦辞,钱大昕却也劝道:“伯元,这修书之事,向来都是主编之人率先署名,你两年间多致力于此,没什么好推辞的,若是你犹自觉非你一人之功,把其余参与之人名字,都一一写上,也就够了。而且老夫想来,眼下你最为紧要之事,已不再是编纂书籍,你此番入京,我总觉得颇为凶险。你之前也与我说过,你授任兵部侍郎之后,仅仅两日便被改了礼部,可有其事?如若如此,你又可曾想过其中缘由?”

阮元听了钱大昕此言,也不禁陷入了沉思,良久方道:“先生所言不错,我收到改任礼部的诏令之前,裴山兄便已告知于我,京城之中,这一年来官职变动频繁,并非常态。当时我也将此语告知了家父,家父也认为,此番太上皇行止,确是不似先前谨慎,或许……或许皇上已渐渐亲政,对于官员任免,也与太上皇多有抵牾,若是这般,此次入京,或许也有很多事,要处于两难之境了。”

钱大昕看着眼前日渐萧瑟的行宫,不禁叹道:“蕴山,想当年太上皇六下江南,这行宫是何等繁华富丽,可如今只是徒有其表,行宫之内,只怕也渐渐荒凉了。太上皇现已八十八岁,三代以下,可谓一人而已,只是……伯元,若你此番入京,太上皇和皇上因任免之事,或是其它要事起了争执,你要帮谁呢?”

这个问题问出来,阮元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乾隆对他有知遇之恩,嘉庆虽也和他有同游之缘,终究交往不多,这样想他倒是更应该回报乾隆。可这些年在外任,官场劣迹,他却也看得清楚,这些事的背后,乾隆又怎能全无责任?更何况乾隆毕竟年事已高,万一真的有失当之举,自己又该如何应对,这些事,可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

钱大昕见他神色,也安慰道:“伯元,这个问题或许是有些难为你了。换了老夫,也不知如何作答为好。但老夫相信你,先前你也与我说过督学之事,这两浙之间,民生疾苦,你已知道了不少,既然如此,老夫也相信你是心怀苍生,有志于再兴盛世之人。若是有犹豫不决之处,只说你真心所想就好了。不过有一件事,我却不太清楚,我记得你先前有南书房入值、文渊阁直阁之事,督学之际,你文牒上犹有其职,不知此番改任,可曾有变化?”

“这些倒是没有,诏书说是入值如故。”阮元道。

钱大昕听了阮元之言,也不禁开始了沉思,过得半晌,方道:“其实朝廷里面,太上皇年纪毕竟大了,其余军国大事,多半都是和珅在做主,皇上师出石君门下,自然与和珅势不两立。或许少则数月,多则一二年间,京城中便要有一场殊死之斗,要么是皇上除了和珅,要么和珅可能会完全架空皇上,甚至……甚至另择新主。这殊死之斗,兵部便是最紧要之处。伯元,替你做兵部侍郎的是韩鑅韩大人,他是个治水的能臣,老夫也一直敬重,可毕竟年逾古稀,只怕入了兵部,也不过备位而已。兵部尚书金士松,从来勤勉,却也平庸,同样年纪大了,不堪大用。可李潢和台费荫,却都是和珅的心腹,这样想来,用韩鑅多半是和珅的主意,或许用你也是和珅的主意,只不过皇上也想用你,但和珅为了稳住兵部,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至于南书房……伯元,或许你回到京城,就立刻会有人来找你,眼下的南书房,也许已不仅仅是词臣唱和之所了。”

阮元也道:“先生,家父与我谈论此番变动,也一直不解南书房之职一直未曾更换,竟有何意,还望先生赐教。”

钱大昕道:“我听京城中人多有议论,太上皇这些年仍在主持朝政,而和珅更是已经封了公爵,这样看来,军机处和六部,只怕大半要务,眼下仍是和珅做主。皇上想用自己心腹,又该如何?南书房圣祖朝就多曾参与政事,此时重新重用南书房,亦无不可。眼下皇上也好,和珅也好,都想着用你在南书房中做些什么,皇上与你师出同门,和珅以你座师自居,这层关系,他们不会不知道的。”

阮元不禁笑道:“先生这不是说笑么?我虽升了侍郎,也只是二品,京城之中那许多王公大臣,可都是一品,亦或超品,哪个不比我更加重要啊?我即便做些什么,又能对这天下大势,有多少改变呢?”

钱大昕道:“伯元可知弈棋之道?有时黑白双方,各自得势僵持不下,往往一眼之间,便可决出胜负。做眼的一方成了,则可步步为营,一举制胜。可若是眼被填死了,就是满盘皆输之势!这个眼,未必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步,也未必是全局中最精妙的一步,却是足以改变形势的一步。你眼下也是如此,你所言皇上、和珅、王公大臣,当然都比你重要,可他们该落的子已经落完了,只是你这枚棋子,究竟是黑是白,或许就是现下的关键了。”

阮元不解道:“辛楣先生,其实太上皇禅位之时,皇上便曾有留我入京之意,如今皇上垂青于我,我自当感激。可是和珅又是何等缘故?我与他虽有师生之谊,可除了他四十大寿那一次,就再无交流,他却为何要重用于我呢?”

“只因和珅同党,大多皆是乌合之众。” 这一次却是谢启昆出言相答,道:“我在外为官,也有许多年了,何人依附和珅,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大多都是些贪婪狠戾、为虎作伥,却又不堪大用之人,在上,便是排斥异己,暗中交结,在下,便是一边贪贿成性,一边真的有了作乱之人,便立刻无所适从,甚至杀良冒功。他们人数不少,可京城之内,毕竟还是尽忠于皇上的人更多,是以一旦皇上下了决心要清除和珅一党,他们没有可用之人,即便和珅再怎么奸恶,没有得力羽翼相助,又有多大作为?但你不同,你曾与我说过,你虽是因江氏之故,终究给和珅送过一回礼,而且你在外任,也并无半句对和珅不敬之语,你这些作为,足以让和珅有心用你了。而且我想若是和珅前来问你,他能许诺你的官爵名禄,定是要高于皇上的。”谢启昆不知阮元在山东时,曾对武亿立志之事,故而认为阮元在外督学,并未明言反对和珅。

阮元也随即拜过谢启昆,道:“多谢谢大人指教之恩。”

“可是皇上毕竟在位三年,也并未亲政啊,到时候会有多少人信服皇上,却也难说。”谢启昆想到这易代之事,还是有些忧心,看着身后焕然一新的苏公祠,却也不是滋味,又道:“伯元,是老夫无能,这一生虽说史书看了不少,可说起日后之事,却也不敢说必然会怎样,你到了京城,凡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你说,咱们这般崇敬东坡先生,其一是因他诗文双绝,其二或许便是因他不得志了,自古文人,得以在朝堂之上一尝所愿者,又有几人?反倒是不得志的,自古传诵得多些,可那又怎是先贤们真心所愿呢?东坡先生少年之时,仁宗皇帝便以宰相之才视之,可后来他身陷党争,竟是半生都不得志,最后仅得身返中原。伯元,你也是一般的才学俱佳,甚至你眼下官职,已在同年东坡先生之上,日后也自当做个治国平天下的能臣,才不枉了太上皇那一番知遇之恩。可眼下……伯元,你毕竟还年轻,若是有犹豫不决之事,就……能实心办事就好,你还年轻呢,日后有的是更好的机会。”其实谢启昆心中,又何尝不愿阮元能够匡扶正道,铲除和珅,成嘉庆中兴之业?只是想着阮元数年以来,辛勤为官,与自己也相谈甚欢,堪称忘年之交,终也不愿空言大义,最终反而毁了阮元前程。

阮元也再次向谢启昆和钱大昕拜过,道:“二位先生之言,我已经记下了,此去京城,在下办事必当谨慎,当然,也不会忘了二位先生教诲,终是要无愧于心才是。”谢钱二人听了他这句话,也知道阮元志向所在,而且也清楚,嘉庆与和珅的生死相搏,应当是嘉庆赢面大些,未来虽有风险,可也不该逃避。又劝慰了阮元几句之后,便一同回了杭州城中。

钱大昕在杭州小住数日,便即回了嘉定休养。而阮元的浙江督学之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离任之前,阮元也将三年之内在浙江所见优等试卷编辑为一书,名为《浙士解经录,用以留存浙江文人名篇,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浙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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