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经，你说错了，这信……这信不是现在要给伯元的，是给你留着的……”朱珪好容易缓过神来，对儿子道：“伯元为官如何，父亲比你清楚，他现在正在守制，来年或补侍郎，或任巡抚，自非难事，可真正的难处，在于……在于五年以后。父亲清楚，伯元他当年升迁过速，早早得以登临高位，这些父亲是信得过伯元的，可其他人呢？这些年来，或许你没在意，父亲却早已有了耳闻，许多你这个年纪的郎中、员外郎，乃至京卿，对伯元都……都没什么好话，所以，若是有朝一日，有人在皇上面前进了谗言，到时候皇上和伯元都分别多少年了，又怎么能完全信任伯元呢？这时候就……就要用上这封信了……”
“父亲，阮世兄人品学问如何，咱们都清楚，皇上再怎么说，也算阮世兄的同门师兄弟，那些小人嫉妒阮世兄，对皇上进谗言，这……就算确有此等事情，我想皇上也自会圣心明断，绝不会害了阮世兄啊？”朱锡经不解道，但话虽如此，朱锡经还是扶着朱珪，将父亲抬到了床上安歇。
朱珪渐渐调匀气息，也小声道：“锡经……有些事，你或许看不出来，但父亲能。皇上这些年，又怎么不想励精图治，再现盛世啊？可这几年，皇上都遇到了什么？两年工夫，罢免了四个总督，直隶又出了那么大的私印案，父亲看来，皇上对臣下的信任，如今已比不得从前了。伯元他……他办事爹爹是放心的，可官场之内，毕竟良莠不齐，皇上因为其他大臣之故，遇事迁怒伯元，你说这……这不是大有可能之事吗？伯元在外也有七八年了，京中又没多少人可以声援于他，所以，万一有了事，其实他……他比任何人都要……都要危险啊……”
“这，阮世兄的情境，果然这般危险吗？”朱锡经听着父亲之语，这时也已经相信了五六分。
“有备无患啊……”朱珪勉力调理着气息，又对儿子说道：“父亲是做过地方督抚的，所以有些事，父亲清楚得很。皇上或许才干不及高宗皇帝，可这力求再兴盛世之心，父亲是一直看在眼里的。那你说，国朝振兴，需要什么啊？要的是内外合力，君臣相谐啊？一件事，决定的是皇上，下面执行的却是督抚，若是督抚才干不济，又或者阳奉阴违，皇上再好的心，也办不成事啊。伯元他……他不仅是我的好学生，也是国朝之内，数一数二的外省柱石，我……我看得出来，伯元在浙江做巡抚六年，不仅是学生士人对他称赞有加，他每发一政令，都在力求落实，每有水利赈济之事，也务求钱粮用到实处，绝不给下面奸吏半分可乘之机。这般实心为百姓做事之人，天下又有几个呢？若是伯元真的遭遇了什么不测，那对我大清朝廷而言，可是如失一臂啊……锡经，父亲受皇上重用，一世恩荣，早已不做他想，可正因如此，这皇恩，我也不能不报啊……”
“父亲，孩儿明白了。”朱锡经也点了点头，道：“却不知父亲需要孩儿怎么做呢？”
“你记住，若是伯元无事，便也罢了，若是伯元他不能坚守今日之志，竟有脏污之举，你也不用再去帮他。可若是伯元因为其他事，竟而意外蒙难，那这封信就有用了。”朱珪声音已经渐渐无力，可依然清楚，朱锡经自然牢牢记住：“一旦有此等事，你……你去衍生公府，把这封信送给他们，就说这是事关伯元身家性命之信，要他们……他们去找衍圣公。伯元和衍圣公是姻亲，有这份交情，再加上这封信，就可以……就可以……”
说到这里，朱珪终于没有了力气，却依然不舍的看着儿子，似乎是在告诉他，这封信定然可以帮阮元化险为夷。
“儿子记住了，有衍圣公相助，或许皇上可以对阮世兄网开一面。剩下的，父亲在信中已经写好了，是不是？”朱锡经道。
朱珪一时无言，只点了点头。
“父亲放心，这封信，孩儿一定收好，若是阮世兄果然有事，孩儿也自会竭力相助。”朱锡经对父亲答道。
“如此……就好了……”朱珪看着自己最后一件事终于交待完毕，也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若阮元无恙，嘉庆和大清天下无恙，即便自己离世，也自可从容而去。他后半生颇信佛老之道，是以外事交待过后，对自己身后之事，反而别无奢求。
身为帝师，官至宰相，如此人生，又何必汲汲言利呢？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五，体仁阁大学士，阮元的乡试恩师朱珪，在京城宅邸中安然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嘉庆听闻朱珪死讯，也亲临朱府致奠，以报师生之恩，并赐朱珪谥号文正。
也正是这一年，先前主讲诂经精舍，对阮元初任巡抚多有襄助的王昶，也以八十三岁高龄，于虎丘家中逝世。这一年对于阮元而言，也依然是一个被哀痛笼罩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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