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废长立幼”四字，伯麟说不出口，所幸阮元也不需要听到这四个字，便理解了伯麟的意思。
“玉亭相国，我倒是以为，皇上如今虽说年纪大了，却也没有到真正需要决定这件事的时候啊？”阮元自然清楚，若是嘉庆真的想要放弃绵宁，改立绵忻，一旦数年内嘉庆有变，绵忻年幼，根本无法自己参决大政，而一旦到了那个时候，托津和卢荫溥也定当掌握大权，到时候自己这些督抚能否与托卢二人内外兼济，却是实在说不清楚。想到这里，也只好对伯麟劝道：“不过玉亭相国，这件事说来却也不难，无论皇上所立太子是谁，将来要是真遇到太子即位，而你我尚在的情况，我们也无需在意是哪位太子，只尽于职分便好，相国说四阿哥为人聪慧，可二阿哥也经常参与礼仪祭祀之事，办事的经验应该也不少了，总是明事理之人，无论他二人哪一个成为日后的皇上，我想都不会做那不辨是非之人的。”
“唉，伯元，其实老夫也是这样想，老夫年纪比皇上还要大，说不定不需要担心这些事呢。”可是说到这里，伯麟却又向阮元叹道：“但还有一件事，却也是迫在眉睫，老夫不吐不快啊？如今朝中这二位枢臣，虽说办事也算尽心尽力，可对咱们这些督抚，我怎么感觉总是有些意见啊？老夫去年清剿高罗衣，最初上谕尚无异状，不过过了一个月，就开始不断催促我等进军，说我等再不进兵，便是拥兵自重，便是养敌纵寇，可那高罗衣素来狡诈，贸然进兵才是真的凶险啊？阮总制，听闻你在广州修建海防炮台，也遇到过不少无端指责，是吗？”
“这个嘛……起初之时，皇上确实没有同意我的意见。但后来我又给皇上上了一道新折，皇上他最后还是定下了越界炮击的规矩。这样说来，皇上还是明察的啊？”阮元回想之前修建炮台时反复上奏的旧事，却也隐隐发觉，自己最初的意见不能得到实行，或许也同托津、卢荫溥的反对有关。
“是啊，皇上总是明察的，可这些下面的枢臣，却未必了。伯元，正所谓上有所宽，则下必有所纵，上有所严，则下必有所苛。宽严相济，方是根本之道。皇上以前办事，也算是宽严相济，可如今一两年，却是越来越严了，皇上严厉起来，下面必然会更为苛刻，直省凡事与他们所想所料不同，那便是直省因循疲玩，废弛苟且，只有他们是对的。所以……若是皇上还在，还能总览大事，咱们办事尚能实事求是，方便一些。可若是真的……到时候，枢臣们以为直省如何，便如何议决，那样下来，咱们就算再怎么实心任事，也抵不过……伯元，其实老夫眼看你做这十几年督抚，一直是欣赏你的，可咱们毕竟只是这大清国的躯干，又怎能离了腹心，独自为政呢？”伯麟回想着托津、卢荫溥等一众枢臣与督抚之间的种种旧事，也不觉感叹了起来。
阮元听着伯麟之语，这时也渐渐清楚，嘉庆的后继之事，托卢与督抚之间的隔阂，到了这个时候，也已经是决计不可忽视的问题了。
所幸这一日二人的对话，并无第三人知晓，次日伯麟便即向阮元告别，北上入京。而阮元也很快南下南宁、浔州各府阅兵去了，直到闰四月时，方才回到广州。
就在阮元和伯麟在隐山相会之时，广州的广东通志局内却又多了一位来访之客。这一日，严杰忽然听闻有位书生毛遂自荐，希望进入通志局共修通志，便也将他引入了书房之中。看这书生之时，只觉他四十来岁年纪，身材瘦高，看似文弱，却似有一股刚直不屈之气，只是这份刚直的背后，似乎或多或少也有那么几分倔强。这番气度，在粤士人之中却是不多。
“这位先生，眼下阮部堂不在广州，我是这里通志局日常主持之人，若是先生愿意来我们通志局修书，我自会将先生之事告知阮部堂，若是先生确有编修之才，我这里自然会有先生一席之地的。”严杰见他样貌不俗，便也对他客气的介绍了通志局实情，又向这位书生问道：“却不知先生来自何处，作何称呼呢？”
“先生客气了，在下是安徽桐城人氏，姓方，双名东树，草字植之。是本邑姬传先生弟子，也是生员。”如此看来，这位书生名字便叫做方东树了，只听他又向严杰续道：“如今在下听闻广东有修志之举，又听闻阮制府学问精湛，汉宋兼采，是以在下愿意前来广州，与诸位贤士共襄盛举，成一省之方志，以流传千古。却不知先生之意如何？在下平日居家读书，并无参与修志的经验，却不知先生可否不弃在下学术浅陋，收在下入局修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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