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没什么不妥。”曹振镛也向阮元道：“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前后所答，竟有四行之多！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最多一行，已经多有冗余，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日后为官，自不免迟延拖沓，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又有何益呢？”
“曹太傅，您评价‘冗余’和‘繁琐’的标准，就是文字多寡吗？”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也当即驳斥道：“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依据越多，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依据不足，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比如刑案，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此人言语虽多，但论据充足，自《史记、《汉书而至《太平御览所载桓谭《新论，一一毕见。这不是更容易证明，左丘明就是撰写《左传之人吗？”
“阮中堂，朝廷取录进士，是为了让进士进入翰林六部，亦或外放州县，去办事的。若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为了什么言而有据，写一篇文章都这般繁琐，那朝廷要他办的事，他何时才能办成啊？”曹振镛又指着另外一句，向阮元问道：“还有这一句，这句原本只是让考生列举一二前朝保甲之事，可他为何要在后面多写了一大段，说什么台湾本应设兵以守，兵力不足，自当重用保甲，保甲之设，足使海不扬波呢？这张卷子，问到他台湾驻兵之事了吗？”
“曹太傅，此人先前文句，已将前朝保甲之事言明，即便多出这几句，又有何不可呢？”阮元眼看俞正燮虽然多出数句，却并未答错原题，心中自然放心，道：“更何况此人之言并非空言，此处亦多有实据可以作证，台湾设兵以守，此言出于施琅《靖海记，台湾入版图，而海不扬波，此亦《台湾府志之语，并非他一人之妄言。更何况台湾之南，荷兰久居噶啰巴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曾夺台湾而居，此为外患，去年张丙陈办之乱，前后三月方得平定，官兵调度，往往因之于福建内地，此为内忧，台湾有此内忧外患，故保甲之语，先及台湾，我以为并无不妥。”
“阮中堂，朝廷取录进士，是要让进士为朝廷效力，可不是为了让进士自作主张，卖弄学问的。”曹振镛又向阮元道：“阮中堂不妨再想一想，此人若真是取了进士，入翰林拟定诏旨，亦或进入六部主稿，他言语如此繁琐，所拟诏旨，所书公文，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朝廷拟定诰敕，六部缮写奏本，若是都像他一样自作主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这些奏本诰敕，是皇上、六部大臣的意思，还是他自己的意思呢？朝廷给他缮写文稿，草拟诏书的机会，是让他卖弄自己才学，借朝廷之力谋求私誉的吗？”
“曹太傅，朝廷取录进士，是要储备天下人才，使天下有才之士，皆能为朝廷所用，若是天下人才皆在朝廷，朝廷办事，才能无往而不利！”论及科举本身的目的，阮元之念却与曹振镛相反：“如今是守成之世，说一句天下太平并不为过。可是天下大势，从来便是运会平陂相乘，非常之变，往往当承平既久，萌蘖蠢兆于其间。按照曹太傅的想法，朝廷取录进士，就只是为了让进士在翰林六部办事，至于进士才学多寡，一概不问，那久而久之，朝廷之人，必将尽数成为拘守绳墨之辈，万一天下有变，就会出现驭之无术，措置张皇的结果，到时候距离乱世也就不远了！可若是进士能够尽得天下人才，一旦有变，往往便会有才学兼备之人，可以防患于未然，即便大患已成，他们依然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那什么人最有可能是乡野间的人才呢？自然便是学识、见识俱皆丰富之人！昔日东坡先生应举，其策问之言多由自撰，欧阳永叔仍然以为其人才华横溢，惜其才而取之。试想若是东坡先生竟因言辞乖张，竟而不得取录，那东坡先生许多绝佳诗文，岂不是便要湮没无闻了？”
“阮中堂既然说到东坡先生，那老夫倒是想问一句，东坡先生为官一世，是‘防患于未然’了呢，还是曾经‘挽狂澜于既倒’呢？都不是啊？东坡先生一生为官坎坷，少年时有宰相之望，后来却只能流连州郡，为一守令之才，花甲之年，尚遭贬黜，身返中原，便已是幸事。阮中堂举东坡先生的例子，是想着告诉后世进士，做官就不要担心播迁贬谪，只管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是吗？阮中堂，您少年早达，督抚天下三十年，如今登临宰执之位，东坡先生与您相比又算什么呢？您今年也七十了，东坡先生像您这个年纪，那早就不在人世了，您一生顺遂，看东坡诗文，也只见其乐观旷达之语，却不能深究，那般言语之后，竟一句句都是数不清的苦楚啊？早知如此，欧阳文忠公当年取录进士的时候，就应该早早将其黜落，断了他入仕之念，东坡先生做个平民百姓，都要比这样的一生太平啊？所以阮中堂，您如今也想着看这些后辈学子，一个个重蹈覆辙，是吗？”曹振镛却如此向阮元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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