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人，这就是今年新来的英商大班向我督院投递的公函了。”卢坤看了半晌，也向各人言道：“去年英吉利商人托行商向我告知，他们的公班衙可能要撤出广州，但洋人营商之事却依然如故，所以我让他们告诉英吉利国内，重新派遣稳妥大班前来办理商贸之事。谁知这新来的大班竟全然不守规矩，他根本就没有通知行商，便直接向我督院投递此书，依旧例，洋人大班前来广州，需先向行商递禀帖，由行商代投于我督院，可这次他们根本就没用禀帖，而是直接用了这所谓公函，更何况，这公函之上，竟然还将他英吉利之名，与我大清并列而书！如此无礼之事，也是几十年来，广州之人从未听闻的了。”
“卢部堂，既然这洋人如此无礼，那咱们把他的这所谓公函送回去，不予承认，不就得了？这洋人是新来的，或许不知道咱们的规矩，那咱们也没必要强求，只先将规矩告诉他们罢了。”巡抚祁贡听着卢坤所言有异，也便向他劝道。
“祁中丞，您方才所言，我已经做过一遍了，我将朝廷规矩一一详细告知了行商，让行商去向那大班说明朝廷法度。可行商却回来告诉我，那英吉利大班说……说这一次和先前的公班衙不一样，他是英吉利国内派来的，所以不能再请托于行商，而是要与我进行直接来往。这真是岂有此理！就在前几日，这退回去的公函，又被他们送回来了，如今这件事，可实在难办了啊？”不想卢坤集会之前，便已经将一切要事通告英国来人，而这一次的公函投递，原本就已经是英国之人公开挑战广州外交规矩的行为。各人听着卢坤之言，也渐渐意识到英国来人似乎就是要直接挑战清王朝的行商体制了，一时间也各自思忖起来，都是默不作声。
“卢制台，这件事您向皇上上奏了没有？若是您已经上奏，那就让洋人再等几日，咱们不予回话，皇上谕旨一到，咱们按谕旨办不就是了？”哈丰阿想着这件事在最近几十年的广州都堪称从所未有，那也只有听从道光的旨意了。
“哈将军，这也是我心中所想，我用的是加紧文书，皇上的谕旨，几天以后应该就要到了。可是这洋人如此挑战天朝规矩，我想着皇上那边，多半会驳回他的请求。到那个时候，还能怎么办呢？若是这洋人执意不肯改公函为禀帖，咱们难道……又要像当年阮中堂那样，断绝一次洋人贸易不成？还有，这一次我听虎门那边的哨探来报，这些洋人所乘之船，上面又带了大炮啊？”卢坤想着兹事体大，尤其是断绝贸易，很容易引起中英两国冲突，自己也担心自己没有阮元的才干，竟而不能收场，是以如此向各人问道。
“卢部堂，我在云南的时候，曾经听阮中堂说起过当年断绝贸易之事，这件事我听起来，也没那么难啊？”一旁的曾胜不觉问道：“阮中堂曾经说起过，洋人商货，往往有上千万之多，所以别看洋人嘴硬，他们不敢赔本的。一旦商货囤在船上卖不出去，洋人自然会着急，到时候，即便是再行商谈此事，咱们也有施压的余地啊？部堂放心，洋人有船炮，可我们不是也有炮台吗？若是炮台不够用，我再从督标调集兵马，让水师也一并出动战船，想来洋人不会轻举妄动的。”
“曾军门说得不错，若是洋人真的拒不听从皇上旨意，我旗营这边也自然会增兵相助虎门。”哈丰阿也表示支持道。
“那就这样吧，若是皇上愿意用别的办法和洋人交涉，咱们就按皇上的旨意办。但若是皇上也不同意洋人更改现有交涉体制，那咱们就明示于洋人，洋人再不听从皇上谕令，便即驱逐。若是洋人试图报复我等，就仍然依炮台旧制，只要洋人船只越过虎门，或者向我炮台开炮，我们就开炮轰击洋船！”卢坤沉吟半晌，做出了一个自己看来尚属谨慎的决定。
只是这时的广州众人，包括阮元，也都不知道万里之外的英国，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两年前的道光十二年，英国议会发生了重大改革，将国内选区根据现实人口比例重新进行了调整。这导致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在议会之内席位大增，而传统土地贵族和地主势力被大幅削弱。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代表获得更多政治权力之后，便即开始挑战以旧资产阶级与旧贵族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印度公司，试图直接在对华贸易中攫取利益。道光十三年，英国议会便即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将其改组为印度统治机构。因此，东印度公司向卢坤提出建议，试图让英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派遣对华贸易的负责人，卢坤最初不觉有异，便即答应了英国商人的请求。
但这一次英国方面所想要尝试的，已经不再是旧有的，通过东印度公司联系十三行的贸易模式，而是想要直接在中国设立官方层面上的对华贸易监督，这一任务落在了律劳卑爵士身上，律劳卑便即在来到中国之后，直接以英国官方代表的身份向卢坤出具了公函。而东印度公司的时代，洋商就只能通过向十三行行商投递禀帖的方式，辗转与总督对话。即便是阮元与阿姆斯顿交涉，也是双方互不见面，并由行商居中传递信息，并未突破这一旧有规则。而律劳卑这一次前来中国，则直接挑战了清朝的外交体制。
面对这种挑战体制的行为，卢坤一时也不敢做主，便即上奏道光，而道光这时对于英国国内的这些变化，却是一无所知，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广州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一点也和道光时代，中西方交流缺乏中介有关，康熙末年，清廷因“礼仪之争”将传教士驱逐至澳门，但宫廷之中却一直保留了传教士，清代前中期钦天监监正一职由二人共同担任，其中一个官缺专属于西洋人。是以雍正、乾隆时期，尚有戴进贤、蒋友仁等法国传教士前来中国，一度传入了牛顿的不少天文学研究成果，著于《历象考成续编之中。阮元《畴人传有“奈瑞传”一篇，即是为牛顿作传。尽管这时牛顿科研成果也仅有天文学中的少部分知识得以传入中国，其它诸如“地心本重”之言便即语焉不详，但有了钦天监这个渠道，中西方交流尚属不绝如缕，并未完全中断。
然而进入乾隆末年，欧洲世界却连续发生了两大剧变，其一是教皇认定耶稣会势力过大，竟在乾隆四十二年将耶稣会取缔，而自明末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大多都是耶稣会出身，耶稣会的变故也直接导致此后来华传教士天文历算能力大幅下降。而乾隆五十六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被处决，意味着可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法国王室再也不能推动传教士来华。此后乾隆、嘉庆二帝也在澳门招徕传教士，但应募前来的只剩下葡萄牙人。诸如嘉庆一朝之索德超、汤士选、福文高、李拱辰便是其中代表。
葡萄牙传教士普遍并不以历算见长，但在政治方面却对清廷有着不小的影响，维持了事实上的中葡同盟。嘉庆时代的澳门炮台事件，清朝几乎完全站在了葡萄牙一边，而随后攻打张保仔的海战，葡萄牙船只也一度参与其中。可嘉庆、道光二帝与乾隆一样，对传教士的要求依然是参与钦天监事务，眼看葡萄牙传教士能力已然大不如前，嘉庆一朝也没有什么新的历算成果，这种对于传教士的信任就渐渐淡了下来，加上涉及葡萄牙的外交事务本来也不多，最终传教士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至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这些事情，来华的传教士由于长年不在本土，其实本就是一知半解，难以窥其全貌，加上他们来自旧君主国葡萄牙，对大革命当然没什么好感，所能提供给嘉庆的信息，自然也不会让嘉庆做出什么改变。
道光六年之时，葡萄牙出身的钦天监监正李拱辰在北京病逝，至此在京传教士只剩下寥寥数人，道光眼看葡萄牙传教士在钦天监作用已经不大，便即将其余传教士也遣返回澳门，并将钦天监监正的西洋官缺改成汉官缺，自此传教士完全退出了清朝宫廷。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来看，或许变化并不算大，但从外交的角度看，这也让清王朝失去了最关键的一条连接西洋国家的通道。此后道光办理涉及西洋商贸的事务，就只能凭借旧例和经验办事，又怎么能及时理解英国这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或许即便还有传教士在京城，他们对于欧洲的这些变化也很难形成直观认识，毕竟这时的葡萄牙依然是一个传统国家。但完全找不到外部信息来源的道光，这时也不出意料的做出了一个最稳妥的决定：重申外商旧例，对律劳卑试图改变外交规则的行为不予认可。
此后的事情发展，完全成了卢坤最担心的样子。律劳卑接到清廷谕令之后，仍然不愿改公函为禀帖，并要求直接与总督进行交往。卢坤眼看律劳卑不守规矩，便即暂停对英贸易，将律劳卑一行驱逐。律劳卑大怒，回到伶仃洋上，便即带领两艘炮船强闯虎门，试图逼迫卢坤退让。而虎门炮台则听从了卢坤、曾胜二人号令，只要英国船只强闯虎门，便即开炮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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