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何春花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困难，当地政府在落实这一政策上，绞尽脑汁之后也只能安排她去县政府机关大院打扫卫生。
可张余粮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都窝在山旮沓里头，距离县政府机关大院还得步行十公里的山路，这让何春花上下班、照顾家庭都极为不便。
所以，何春花不但选择不去政府机关大院工作，就连国家发的抚恤金也拒绝申领，还说他家男人死在战场上，可不是为了让他们一家人做国家的寄生虫。然后继续守在山旮沓里面，选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自食其力。
作为张余粮的子女，张继文也可以享受就学方面的相关优惠政策。可他们家住的那地方，方圆十几公里就没有一所正儿八经的学校。
县政府说可以安排张继文在县城读书，可问题在于，张继文当时只有六七岁，完全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这一政策至少在张继文读小学的时候没法落实。
张继文到了读初中的年龄时，又不愿意继续上学了。
落后的教学设施和不稳定的教师队伍让张继文的学习成绩惨不忍睹，和县里的孩子压根儿就没法比。
小升初后，当地政府安排张继文在县里的中学读书。但张继文上了几天课后，觉得自己就像在听天书，接着又想起马上就要到农忙了，秋收时候的母亲应该非常需要帮忙。
然后，她和学校说了一声，即便学校不同意，她也充耳不闻，大摇大摆地走出学校回了家，准备在家帮母亲做农活。
学校的老师最初还去过她家家访，但在母亲的责骂和老师的规劝中，张继文仍然无动于衷，她始终认为与其在学校的课堂上打瞌睡，还不如在家多帮母亲干点活。
何春花和老师都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
就这样，小学毕业的张继文一直在沂蒙山区务农。
在张继文21岁的时候，王文辉带着18岁的王乾山来到沂蒙山区探望病重的何春花。家庭的重担和长期的劳累，终于压垮了这个倔强女人的身体，在让自己的公公婆婆安享晚年后，她自己也倒下了。
这是张继文第一次见到王乾山。
王文辉每年过年都会千里迢迢赶过来给张余粮的父母拜年，但都是单独前来。
王文辉第一次到达沂蒙山区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贫穷落后让他感到十分震惊，但也坚定了他当时留下来替张余粮为其父母尽孝的打算。
张余粮的父母拒绝了王文辉的好意，劝他回去，但王文辉不听。何春花只用了一句话就让王文辉立即收拾行李滚蛋了，并且在往后每年过来时都不敢在她家里长住。
何春花说，寡妇门前是非多，瓜田李下很可怕，您要真想帮张余粮的忙，就不要让我一家人出门被人戳脊梁骨。
这句话让王文辉打消了最初的打算。
张余粮的父母过世后，王文辉仍会每年过来，替他父母扫墓。
因此，张继文对于王文辉自然不陌生。
但
这次在何春花病重的时候，王文辉带着王乾山过来，其意义自然不同。
病床上的何春花对眉清目秀的王乾山似乎谈不上满意，也谈不上不满意，只授意王文辉父子先出去，将张继文单独留了下来。
张继文面对母亲询问的目光，羞答答地只说了一句：“我听妈妈安排……”
闺女的心意，何春花心知肚明。
王乾山虽然是个瘸子，但有一身书卷气，看起来温文尔雅，谈吐不俗，这让从小到大一看到书本就犯困的张继文倾慕不已。
于是，这一对母女对于张余粮的遗书遗言，也就并无异议。
我们再来关注王文辉父子。
光从王文辉的秉性来看，复员之后，他毫无疑问就成了家里的“独裁者”。大事小事，孩子读书、结婚的事，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在王文辉看来，何春花和张继文既然没有提出异议，那么王乾山娶张继文也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但张继文在和王文辉的沟通过程中，怯生生地说过一句：“乾山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我怕我配不上他。”
王文辉自然拍着胸脯安慰她，说这都是小问题，你也不要认为他读书有多厉害，他今年考大学就没考上。
这让张继文似乎安心了不少。
张继文的无心之言却提醒了王文辉。
即将结成一对新人的二人之间，似乎存在差异：张继文只是小学毕业，王乾山在这一年高考毕业又即将上大学。虽然，学历文凭并不能代表什么，也决定不了一个人的素养和前程，但却着实能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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