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文不但和王元鹅存在财产纠葛，还知道王元鹅并非艾滋病患者，这完全符合马弘文之前对“凶手”的所有分析和推测。
但看着眼前像是在聊着家长里短一样的张秀文，马弘文却越来越迷糊了——这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呐？
“我一听王元鹅不是艾滋病人，就知道他在‘住院期间，很可能会偷偷跑去‘君兮酒吧。他那人，好动、好酒，要他一天到晚躺在床上装病，不到处乱跑，还不如期待母猪能上树。”
“我听张培说了这些后，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决定再去找王元鹅谈谈。本来以为，他得了病，我和他之间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但是，他既然没病，这个问题终究又得拿出来解决……你懂的。”
“所以，我就直接去‘君兮酒吧找他。结果，在那里的第二天，他果然就出现了。”
从张秀文的这些话来看，二百五张培向她透露的王元鹅的相关情况，远远不止“不是艾滋病人”这么简单。
张秀文去“君兮”酒吧的真实目的，到底是像她说的这样，仅是去找王元鹅协商收取部分门面租金的事，还是另有所图？比如，去看看王元鹅会不会在“君兮”酒吧出现，从而确认张培向他透露的消息是否属实，进而考虑是否实施杀人行为。
从时间上来看，张秀文和王元鹅见面的时间是在6月24日，红衣女子在“柏林国际”出现的时间是6月25日。
张秀文在“君兮”酒吧确认王元鹅并非艾滋病人，并再次和他就相关利益问题谈崩后，于第二日着手实施犯罪行为，这一逻辑顺序完全成立。
红衣女子到底是张秀文本人，还是她的“帮手”？
马弘文疑云重重。
张秀文说的不管是不是“借口”，都符合正常逻辑。
在马弘文看来，张秀文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和充分的把握，就对她提出质疑，她完全能迅速拿出一套自圆其说的说辞，甚至都不用打草稿。
因此，没有充分证据的怀疑，马弘文不打算正面质问，而是在心底迅速盘算决定采用旁敲侧击的办法，试图让张秀文在口供中自露马脚。
“你平时，有没有去过王元鹅在‘柏林国际的家里串过门？”
张秀文摇摇头：“‘柏林国际我去过，但是王元鹅家里，从来没进去过。”
“我离婚的时候，王元鹅还在读大学。他当时还住在公公婆婆的老房子里，我住在另一处房子里，他和我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
“但是前后没到半年，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闲言碎语，认为我迟早要改嫁，到时候至少要带走他家一半的财产，去给别的男人作嫁妆。所以，很快，但凡是他家和钱有关的，他都不让我沾边。慢慢的，和他之间的来往也就越来越少。”
“后来他大学毕业，没有再住公婆的老房子，而是在‘柏林国际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搬了进去。”
“早些年，他会时常带两个小孩出去玩，有时候还会带回家。所以，我去‘柏林国际也是接孩子回自己家，但从来没进过他家大门。”
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去过“柏林国际”，但是没进过王元鹅家门，也就是说她对于“柏林国际”大门装了监控设备，以及小区内部是否有完善的监控系统这一情况，可能知情，也可能不知情。
“你是说，后来他没有再带孩子出去玩耍过？这是什么缘故？”马弘文继续问道。
“我刚才说过，我找他一提收取部分门面
租金的事，他就和我提孩子抚养权的事。他这想法应该是后面一两年才有，之前从来没提过，只要我别打他们家财产的主意。”
“大约一两年前，他开始向我提孩子抚养权的事，我最初还以为只要我不同意，他也不能怎样。但有一回，他趁着带孩子出去玩的机会，居然将孩子带去了云南。他这样干，明显就是试图将孩子从我身边分开。”
“我在电话里头警告他，再不送孩子回来，我就报警。但他压根儿就不在乎。后来，还是两个孩子又哭又闹，他才将孩子带了回来。”
“事后，他和我说，就是想带两个孩子出去旅游，没别的想法。这样的话，鬼才会信。”
“之后，我再也没让两个孩子和他见过面。”
“后来，看到新闻上说，王元鹅得了艾滋，我就一直都在犹豫，要不要让孩子去和他见一面。虽然王元鹅和我有矛盾，但大人之间的事不应该牵扯到小孩，况且他对两个孩子都不错。”
“但我还没决定下来，就从张培那里听说他不是艾滋病人的消息。再之后的事，您都知道了。”
马弘文仍旧面无表情：“王元鹅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女性朋友？”
张秀文仔细想了想，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好像没什么女性朋友，甚至都没见他和同龄女性一起走过路，更别说会有什么要好的女性朋友。”
然后，她又笑了：“我对他的了解主要停留在他十八九岁以前，兴许他之后交有女性朋友，我也不知道。”
“你呢，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女性朋友？”马弘文言语平淡。
“问我有没有男朋友的很多，问我有没有女朋友的，您倒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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