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底殷实又民愤难平，按照祖制，“藩王”们还不能拥有军队。于是，这些人简直就是为农民起义军们量身定做的“补给包”，一旦失去了官府的护佑，基本上就只能坐以待毙，统统成为待宰杀的“大肥猪”。
以“福王”朱常洵为例，此人拥有河南半省之地，富甲天下，面对饥荒却不肯赈济粒米颗粮分与百姓。
崇祯十四年，贼首李自成携饥民蚁附攻陷洛阳，而“福王”朱常洵仓皇逃至“破庙”，却因身体肥胖异于常人，故很快就被抓住。“福王”朱常洵跪地乞命，但李自成不为所动，训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将朱常洵拖下去重责四十大板，然后再当众处死。
据统计，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七年间，仅被农民军杀掉的“亲王”级别的宗室就有“福王”、“唐王”、“徽王”、“韩王”、“代王”、“晋王”等一十四位之多，占了当时明朝的“亲王”数量的一半以上！
至于“郡王”、“将军”、“中尉”这些杂鱼，更是多不胜数。仅山西一地，李自成所杀掉的朱姓子孙就有万人之多！明末义军如过江之卿，但不管大小，对这些朱氏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那就是要斩尽杀绝！
这间接说明，各地“藩王”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站到了天下百姓的对立面去了，本质是贫富差距太大！百姓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凡朱姓者，尽皆诛杀。”
义军们对“藩王”们毫不手软的清算，吓坏了这些养尊处优的皇族们。于是，学乖了的“藩王”们学会了闻义军之风则仓皇逃窜。以楚地为例，长沙“吉王”、常德“荣王”、宝庆“岷王”等，“皆一闻贼至，望风而溃”。
地方官府在抵抗，而“藩王”却带头逃窜，对士气的影响极坏，让朝中大臣忧心忡忡。“礼科都给事中”沈胤培力陈地方藩王“闻警辄逃”是违背祖制，按明朝规矩，“藩王”不能离开自己封地，求朝廷严惩逃跑藩王。
由此，崇祯帝随即对外逃“宗藩”切旨严责，哪怕“贼兵”农民起义军杀上门来，也不准“藩王”们外逃避贼，并要求这些“宗族”们“固守城池，则众志成城，即以奠金汤矣！”这确实是朱元璋当初“分封”的目的。
可怜的这些“藩王”，既受制于祖制，不能招兵勤王，而且还受限于朝廷禁旨，不能私自外逃，待各地明军一触即溃后，只得固守于空城之中，坐等“贼兵”农民起义军的来临，真是无处喊冤，摆烂等死。
而明朝“藩王”因上进之路被堵死，所以大多不学无术、目光短浅，即使坐于城中，也基本上以帮倒忙为主。比如郏县一战，明军精锐尽失。但为了防守西安，朝廷紧急征调五千川军协防，结果却差强人意。
西北天寒地冻，南军未曾配发御寒的衣物，而“秦王”朱存枢又富甲天下。于是，西安守将们劝“秦王”朱存枢捐点银两给奉命来援的川军们添点御寒衣物，却被“秦王”朱存枢一顿臭骂，把对方骂得一文不值。
川军义愤至极，索性开门投降了李自成，导致“秦王”朱存枢被活捉，并且全部家财都被充当了军资。
而且，这并不是孤例，以“善黄白冶化”而著称“蜀王”被要求捐钱助饷，却自称“家无积蓄，只有王府一座，恳请卖掉助饷。”待“杀人魔王”张献忠兵临城下，才拿出大把金钱，可惜再无一人响应，遂成阶下囚。
“楚王”朱华奎，被湖北地方官跪求助饷，却以朱元璋所赐“御椅”拒绝，并扬言让地方官“卖椅赏三军”。结果让士兵失望而回，而贼兵农民起义军于是攻入武昌，得金、银各百万两，辇载数百车不尽矣！
这些“藩王”府库的金钱财物堆积如山，却叫士兵们迎着寒风且饿着肚子守城，还大多不肯捐资助饷，于是经常激起军队哗变。贼兵农民军对这些被俘虏的朱氏子孙，自然无好印象，基本上屠杀殆尽了。
直到西元1644年，满清入关后，为了收买人心，表面上对“前明宗室”以招徕恩养为主，实际上包藏祸心。因此，到五月为止，京师以及周边地区各漏网宗室，听闻“新朝”发钱米发官职，皆露头向清朝靠拢。
但随着满清在接下来的军事斗争中节节胜利，于是从顺治二年起，清朝对“前明宗室”的态度也开始转向，不仅对明朝宗室进行政治上的打压以及经济上的剥夺，而且不许前明宗室科考为官，并没收其田地。
到了八月，清朝变本加厉，开始对这些“前明宗室”们进行人身自由上的限制，于是发布文告：“故明诸王无论大小，皆赴京朝见。”到了顺治三年又下令：“前明宗室献地投诚者免死，否则无论少长尽皆诛之！”
于是，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的五年间，因不配合或反抗满清统治的“前明宗室”们就有数万人被杀，“郡王”以上名号者五十余人！与此同时，满清对主动投诚的“前明宗室”也罗织罪名，予以大规模集体杀戮。
顺治三年五月，清廷以在北京的“前明宗室”们“私造印绶，图谋不轨”为由，开启了对“前明投诚宗室”大屠杀的序幕，有“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被杀；顺治五年，“福王”，“晋王”、“璐王”等又被杀。
与此同时，各地方民间组织也掀起了屠杀“前明宗室”并“抄灭家产”的运动，将“贫富差距”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化。至此，“明朝宗室”数量锐减，总数由最初的百余万人被杀到不足万人！这就是因果轮回了。
从此以后，“前明宗室”的社会地位更是沦落到连普通人也不如的地步，如“过年杀猪”。除少数“前明宗室”隐身江湖后以“侠客身份”组建“天地会来“反清复明”外，大部分朱氏子孙都隐名改姓，成为了普通百姓。
就如同后世民间习俗的“八月十五杀鸭子”和“腊月廿四杀年猪”。前者“杀鸭子”其实是“杀鞑子”，乃元朝末年民间组织“赊刀人”暗语“八月十五杀鞑子”；后者乃明朝末年“宗室藩王”们被农民起义军抄家灭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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