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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赋税,半出江南。

江南,是大明朝的钱袋子。

大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顺天府,离江南隔着半个天下,凭现在的通讯手段,若是江南有什么风吹草动,北京很难迅速做出反应。

要想加上朝廷对江南的控制力度,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军队。

所以,趁着这次裁撤卫所,朱由检便让定远侯邓文明前往南京,担任守备勋臣,宁远伯李尊祖,担任协守勋臣,二人率军南下,整训南直隶卫所的可用之兵,建立南京京营。

定远侯邓文明,宁远伯李尊祖,这两个人率军将要到达江苏之时,就听说了漕运卫所发生的事。两个人一合计,南直隶的卫所也不少,估计也得闹事,咱们先按兵不动,等那边闹起事来,咱们再出兵镇压,正好借此事立威。

果不其然,那些卫所军官带着人准备去哭孝陵。

邓文明和李尊祖接到有人可能要去惊扰孝陵的消息,二话不说,两个带着人,连夜出发,在半路上,就把那些想要去孝陵的人给看住了。

应天府尹吴阿衡,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还没赶到孝陵,就接到了邓文明派出的传令兵送达的消息。

紧接着,就派人去将孝陵卫指挥使梅春,魏国公徐弘基,连同应天府尹吴阿衡,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请到南京中军都督府议事。

北京的五军都督府都沦为了摆设,南京的五军都督府更是摆设,因此显得很是寒酸。

魏国公徐弘基坐在上垂手,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坐在下垂手,定远侯邓文明,宁远伯李尊祖,应天府尹吴阿衡,孝陵卫指挥使梅春,分坐两旁。

至于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还是空着,朱由检也是有意让其空着。

因为朱由检想尽量避免文官染指军权。

像辽东的蓟辽总督,西北的三边总督,宣府大同的宣大总督,这些由来已久,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是徐徐图之。

那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既然还空着,那就索性空着吧。

参与朝政的是文官,指挥军队作战的还是文官,那文官集团的势力想不大都不行啊。

明朝的文官集团,在洪武朝是没成什么气候,在建文朝时抬起头来了,结果靖难之役后,在永乐朝又被打下去了。

等到仁宗上位,文官集团算是复苏了。

像内阁大学士,原本是五品,但仁宗给内阁大学士加衔,像杨士奇就加了兵部尚书衔,一下子就成二品了。

仁宗有能力,但不能否认他对文官过于优厚了。

他在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却能得到一个仁宗的庙号,恐怕也与此有关。

到了宣德年间,宣宗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就只能推出司礼监来制衡了。

而且,仁宣时期,明朝是大规模的缩边,安南就是在宣德年间丢的,直到嘉靖年间才又收回来。

等到正统年间,英宗继位,英宗年幼,无法理政,朝政就由张太皇太后和三杨把持。

趁着英宗年幼,文官集团可是攫取了不少的利益。

直到三杨之一的杨荣去世,英宗才开始真正的亲政,等到杨士奇去世,英宗才算是能够掌握朝政。

待到土木堡之变,勋贵武将战死了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

剩下的这一部分,由于大多都是英宗的亲信,或被冷藏,或被打压。

典型代表,就是靖远伯王骥。

王骥虽然是文官,但他是因为平定麓川,因军功获得的靖远伯爵位。

土木堡之变发生前后,王骥正领大军在湖广一带平定苗乱,当时的朝廷做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举动,国榷是这么记载的:都督佥事陈友为都督同知,选南京兵千人,赴靖远伯王骥行营。

千人,去支援作战,未免太少点。所以就有人推测,这就是去监视王骥的。

因为王骥手里有军队,最重要的是,他是英宗的亲信。

过了一段时间,王骥直接就被调到了南京,坐了冷板凳。

等到夺门之变的时候,王骥都七十多了,亲自披甲上阵,并将儿孙带在身边,誓要迎回英宗。

同样的,土木堡之变后,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入京被劾下狱,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下狱,领三千营忻城伯赵荣怠玩下狱。

与之相反,离土木堡更近的宣府总兵杨洪,却是一路的加官进爵。

土木堡之变后,死了的勋贵武将是死了,活着的勋贵武将大部分又都是英宗的亲信,他们还不敢用。

这就必然会导致勋贵武将的没落,此消彼长,文官集团则趁机做大。

不仅免了江南地区的一些税,而且还染指军权。

原来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带兵权,可就是在土木堡之后,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就有带兵权。

说的不好听一点,明朝文官染指军权,就是从他于谦开始的。

不得不承认,土木堡之变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就是于谦。

正统十三年,于谦调入北京任兵部侍郎,正统十四年,任兵部尚书,手握军政大权,声名鹊起,直至现在。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于谦确实有嫌疑。

有一种推论,夺门之变时,景泰帝听到外面的动静,第一反应是问:“是于谦吗?”

随从回答:“不是,是太上皇。”

景泰帝:“好,好,好。”

不管于谦是忠是奸,你于谦身为文官,却手握军政大权,打破了以往文武的平衡,就冲这一点,他死的就不冤。

而且,土木堡之变一直存在阴谋论的说法。

不管土木堡之变的背后是不是有阴谋,但有一点,土木堡之变对于明朝的影响,被过分的夸大了,于谦这个人的作用,更是被无限的放大了。

土木堡之变后,说于谦极力阻止南迁,不对,他根本就阻止不了南迁。

正统十三年,于谦才被调到京师担任兵部侍郎,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时,他还是兵部侍郎。他在京任职不过才一年而已,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地方。

他的资历太浅了。

同时期的老臣,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这俩老家伙资历深,尤其是礼部尚书胡濙,那是建文二年的进士,当官就当了近五十年,光是礼部尚书就干了二十多年了,那看于谦就跟看娃娃似的。

这些老家伙不点头,于谦说破大天去也没用。

同样的,还有孙太后,她也不支持南迁,因为她是山东人,怎么可能同意南迁呢。

孙太后不点头,根本就不可能南迁。

还有指挥北京保卫战,那于谦之前也没带过兵,怎么就能交给他指挥了呢?

于谦当时虽然是兵部尚书,但是,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带兵权。

明朝当时可不是没有能打仗的武将。

另外,北京城当时集结的军队可是有二十二万人呐。

而且,瓦剌也先,就那点人,怎么可能攻下北京城呢。

正常情况下,就也先带的那点人,过大同过宣府都有点费劲。

所以,关于土木堡之变的阴谋论,就有一点说,也先是送英宗回京的,结果于谦怕英宗回来,直接下令列阵九门之外,连北京的城头都不让英宗见着。

甚至还拿炮轰英宗,生怕英宗不死。

明朝的历史就很有意思,史料上记载的是一个意思,可琢磨琢磨,就有可能发现是另一层意思。

所以,关于明朝的争论,就有很多。

还有,土木堡之变,对明朝有损失,但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勋贵武将死了一些,但还有一些,战死土木堡的那些也都有后人袭爵。

文官高层,死了一个首辅,两个尚书,但朝堂之上还有四个尚书呢,尤其是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这两个老家伙还在呢。

其余的,品级最高的也不过是侍郎,朝堂上尚书还剩四个呢,缺的那俩也能补上,也不耽误六部正常运转。

剩下的那些御史、给事中等,对朝堂来说,无足轻重。

阵亡的士兵,那更是连一个准确的数字都没有。

就算是军队有损失,也没事。

北京保卫战中,可是召集了二十二万军队。

另外,靖远伯王骥,宁阳侯陈懋,这两个人的手里可还是有几十万军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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