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宁在兰芳十三五月底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一部分，最新的消息他还没有得到。
但是从这有限的消息当中，赵学宁感觉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比较冷静谨慎的政治人物，不像是个纯粹的激进派。
相反，此时此刻的吉伦特派才更有点激进的风范，罗伯斯庇尔却更加注重眼下的真正危险和主要矛盾，这与他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所作所为很不相符。
或许这其中有些什么变故或者隐情是赵学宁目前所不知道的，不过这无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弘历已经掉了脑袋，想来过不了多久，路易十六也就要华丽变身为丈二和尚了。
中华联邦需要借助法兰西大革命为自己吸引视线和拉仇恨的机会，努力夯实自己的基础，完成疆域的统一，并展开全面建设和全面扩张策略。
于是在兰芳十三年的六月份，赵学宁决定发动北伐和西征两场作战。
军事委员会经过商议，作出决定，遂以两万骑兵、三万步兵的力量组成北伐军，对内蒙地区和乌里雅苏台地区发起进攻。
又决定以一万骑兵和三万步兵的军队组成西征军，向青海地区发起进攻，准备实现对蒙古大草原和青海地区的全面控制。
对于边疆地区的五个省，目前的中华联邦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一口吞掉，但是对于蒙古大草原和青海，赵学宁还是有信心一口吞下去的。
吞下去之后，休养一番，就能进一步向新疆和西藏发展势力，以期尽快将这两個省也全部拿下，彻底吞掉整个带清的故地。
对于整个带清控制的内蒙古地区和外蒙古地区，再加上青海、新疆等地，带清其实设置了一套很有效果的治理体系，称其为盟旗制度。
所谓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行政、军事单位，也是清帝赐给旗内各级部落首领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任命札萨克也就是旗主之后形成的，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行政单位。
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原由盟内各旗札萨克在会盟时推举，后改由理藩院就盟内各旗札萨克中签请皇帝派人兼摄。
带清为了更好的统治蒙古，防止明代以来蒙古的边患问题，采用了八旗制度配合蒙古地区本有的传统制度创设了盟旗制度，开创性的在蒙古大草原上设置了行政体系。
其中，带清朝廷委派大臣、都统、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统称内属蒙古，共六十一个旗，而由清中央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统称外藩蒙古，共二百零一旗。
等于整个大蒙古草原被带清划分为二百六十二个旗进行统治，且有六十一个旗那是实实在在的成为了带清直接控制的地盘，剩下二百零一个也由带清设置的将军和将军的属员们进行管理。
为了防止蒙古地区再度出现大规模叛乱，带清一边拉拢一边镇压，对不臣者铁腕压服，对臣服者予以和亲、嘉奖策略进行拉拢，使得双方血脉相通，高喊满蒙一家的口号。
更通过确定放牧范围、限制人口数量的方式削弱蒙古各部的实力，自准噶尔汗国被消灭、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后，整个蒙古地区就没有不执行盟旗制度的地方，所以蒙古地区从实力上来说也不再具备对抗清廷中央的力量。
另外，在精神层面，带清努力在蒙古地区推广黄教，使更多蒙古人信奉黄教而不再练习骑射，不再好勇斗狠，以此瓦解蒙古人的悍勇精神。
而在经济层面上，带清的控制就更加直接了。
通过对晋商的扶持和控制，一面拉拢蒙古草原的王公贵族们，给予他们奢侈的生活，一面盘剥蒙古普通牧民的生活物资，使他们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上下，反复横跳，痛苦不堪。
吃不饱，也饿不死。
通过商业贸易和物资管控手段，带清朝廷也能够实现对蒙古草原的实力削弱，使得蒙古人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军队抗衡带清中央。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晋商不愧是带清手里的一把尖刀，在带清的引领下，将蒙古人收拾的是杰尼龟做仰卧起坐——翻不了身。
晋商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经商传统，包括在明末与带清皇室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在蒙古大草原地区尤其是外蒙古地区占有绝对优势，把当地草原牧民吃得死死的。
晋商在蒙古商号林立，著名三大商号为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还有一系列小商号，他们主要经营砖茶、布匹、药材、日用百货，以及钱庄。
到后期，因为带清朝廷的懒惰和统治衰弱，晋商团体甚至还负责收税、票印业务，并经办驻蒙清方官府衙门的物资采办，最大商号大盛魁还包办代理蒙古诸王公向清廷纳贡、值班、引见的事项，所需费用一律以高利贷方式借给王公贵族。
清廷出于以商制夷的思想，对汉人来蒙贸易给予一定保护与鼓励，到乾隆二十四年，光是在库伦的旅蒙各类汉商已达一千多人，佼佼者大盛魁在整个蒙古地区的贸易额连年创新高，乾隆末年，只大盛魁一家商号的年贸易额已达五百万两之巨。
其实平心而论，晋商在外蒙的经商也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危险。
首先，带清对晋商在蒙古的发展有一定顾虑。
战情紧急时，对晋商多有鼓励和保护，但危机解除后，对晋商也有许多限制，比如入蒙晋商的人数有限制，不让带家属，也要限制活动范围，以及不许商人与当地蒙女通婚等等。
他们不愿意看到汉人通过经商的方式在蒙古地区扎根，以此威胁到他们在蒙古地区的统治权力，因此对晋商是多加利用，但是也多方设防。
所以旅蒙商人不仅要面对诸多政策的限制，还要面对带清驻蒙各衙门的各种费用摊派、各类强制捐输，官方无休止的费用垫、借，代支拖欠的军饷，以及对各类官府的“孝敬”。
这些钱就算有“借”的名义，但是送到官府里的钱，就相当于是进了狗肚子里的肉，别再想拿出来，甚至碰一碰都不行，会被咬。
更不要说应付贪污的大员小吏们，那也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就单单一个库伦办事大臣，其贪脏枉法数目惊人，一年少说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孝敬。
另外，外蒙的王公贵族也要向晋商们伸手要各种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允许他们在本地行商的“好处费”“保护费”。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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