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户书间流传的说法，到崇祯年间，朝廷每年用在宗室上的费用约150万两，数量并不算高。宗室之中，穷困潦倒的人多得是。因此，自崇祯以来，有宗室犯法愈演愈烈，有人纯粹为了吃牢饭，有人甚至不惜造反。”
丹初恍然大悟，才知道尽读书不如无书，书上所说其实并不全然为真。多调查研究，多深入基层，无疑更能探究问题本源。
他继续问道：“那么，问题不在正税，而在徭费了？”
“是的”，户书谈锋甚健，比刑书镇定得多，也健谈得多，继续说道：
“正税是交给朝廷的，一分一毫都不能少，没有优免的余地。徭费主要是徭役的折价银，收入归地方官府。后来，地方其他苛捐杂税，多归入徭费。
“万历年间，张太岳实施一条鞭法改革。各地徭役逐渐折成银钱，由官府雇工服役。本朝徭役特重，徭费也逐年增高，渐渐超过正税，为百姓一大负担。”
丹初对户书颇起好感，说道：“老兄倒是个能吏，请教尊姓大名？”
户书有些受宠若惊，说道：“回大帅的话，小人姓黎，单名一个贡字，黎贡。”
韦时中也做过户书，对税赋弊端一清二楚。见黎贡受到常识，韦时中也不甘落后，插话道：
“大帅，下官也说几句。本朝绅衿免税，不免正税，只免徭费，称为优免，起先源于洪武年间。太祖爷体恤京官俸薄，特许京官优免徭费。
“洪武以后，优免范围越来越广，从京官扩大到地方官，直至有功名的生员；数额也越来越大，正德时一品官优免额度为四百亩田，万历年间已达到一万亩。
“百姓亦采取多种办法逃避徭费，如诡寄、飞洒、花分、欺隐等。最普遍的是诡寄，粮户将田地诡称属于仕宦和绅衿，从而逃避徭费。
“役之重者，莫过于北运、布解。尤其是江南，本色粮税特重，每年需要缴纳大量本色粮到京师。其中的力役格外沉重，绅衿得以优免，小民被迫承担北运、布解的力役，往往典妻卖女，乃至家破人亡。”
黎贡补充说道：“力役之外，又有贴差、白役等弊政。所谓贴差，是指一人挂名为正役，其他苦干人帮忙完役。譬如狱中的牢子，有正牢子，有小牢子，有野牢子。此三等牢子，只有正牢子在狱中做差，其他小牢子、野牢子皆不务正业，专以扰害百姓、勒索钱财为业。
“所谓白役，是指役夫不要银钱，免费为衙门办差。官吏乐得不花钱，役夫却多为地痞无赖，专靠差使招摇撞骗、勒索百姓……”
丹初明白了，怪不得明末时，江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奴变、佃变。清军还没打过来，佃农、奴仆自发起来造反，先杀死主人、田主。
徭役如此严重，胥吏又多方勒索，与其被官府逼死，不如起而造反。
看来，日后要革除赋税弊政，就得首先减轻徭役。这，这不就是雍正搞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一体纳粮当差吗？即便将来不搞均田免赋，也完全可以借鉴雍正的改革。
其次就得打击胥吏。这就没什么难度了，去沉疴得用猛药，对付胥吏就得用严刑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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