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儿子的问话，卢象升严厉的斥责道：
“吾儿慎言！”
虽然是在斥责儿子，但卢象升其实和他一样感觉如梦似幻。
卢象升与崇祯，就像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恋人，他俩的思想，始终不在一个频道之上。
与大明朝廷整体上将流贼视为癣疥之疾不同，卢象升一早就认定，流贼问题关乎社稷安危。
在他看来，流贼的问题真正的严重性，不在于他们占了多少城池或者杀了多少人。
而是流贼只要存在一天，就会有百姓持续的被他们掳掠，这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是致命性的。
再好的地，没有人种也等于零。
更何况，近些年来各地天灾不断，农业生产本就举步维艰。
因此，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流贼问题，让农业生产赶紧恢复正常的话，大明朝有天塌的可能。
相反，对于不断入关劫掠的建奴，卢象升并不认为他们有颠倒乾坤的能力。
因为，他们的人口实在太少了。
大明有近一亿人口，而建奴只有几十万而已。
巨大的人口差距，注定了建奴只是一只吸血的蚂蝗，要不了命。
基于这个认知，卢象升一直主张暂时先与建奴和谈。
有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之后，就可以将松锦一线的精锐边军抽调一部分入关剿贼。
流贼的优势在于运动战，但他们的那点儿所谓优势，在精锐边军面前压根不值一提。
抹平了流贼的优势之后，境内安定将是指日可待。
到了那时，再集全大明之力收拾建奴，简直易如反掌。
但他的态度几乎与整个朝堂相左。
朝堂上当然不是没有人能认识到流贼问题的严重性，但在他们看来，流贼滑如泥鳅，想要彻底剿灭并不容易。
而且招降流贼属于导人向善的一种，能帮他们在士林赢得清誉。
一正一反两个原因，促使他们对流贼更倾向于能招尽招。
支持对流贼招安的同时，他们对建奴的态度却是异乎寻常的坚定。
建奴者，家奴也！
对于以下犯上的家奴，必须打死。
想让主人屈尊和谈？
绝对不可能！
受到朝臣的影响，历史中的崇祯同样也偏向于这种思想。
因此，对于主张与建奴和谈，对流贼赶尽杀绝的卢象升，他便一直不很待见。
后世很多史学家都认为，卢象升最后的决死一战，其实是他在绝望之下对崇祯发起的一次死谏。
希望用他的死，来让崇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惜，历史上的崇祯一直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打进北京之时，才意识到卢象升是对的。
但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崇祯七年这个时间点上，或者说对于车箱峡一役，对于大明朝的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次寻常的失败。
他们的关注的重点，一直都在借机扳倒陈奇瑜及其背后的力量，从而让自己一系的人上位。
朝堂上也确实围绕这一点进行了近半年的斗争。
但卢象升却从车箱峡一役看到了流贼惊人的恢复能力。
从全员被困车箱峡，大军十不存一，士气散尽，只能摇尾乞怜请求投降，到摧枯拉朽连下十几城实力更胜从前，这中间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这种不可思议的恢复能力，让卢象升绝望到夜不能寐。
比流贼更让他的绝望的，是他发往京城的无数本奏疏，全都如泥牛入海。
就在他已经快要死心之时，没想到竟然收到了京城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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