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把住持的任命，由原来的注册制，改为审核制。
一旦发现有犯罪记录，就算是已经上岗，也要重新审核。
所以像是经常出现在金庸小说中，参与社会斗殴的方证、玄慈、空闻之流，想要正经上位，根本想都不用想。
接下来，就是对普通僧人的限制。
明朝把僧人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各务本业。
禅，就是禅宗僧人；讲，是指其他流派的僧人。
这两类僧人只允许在寺中钻研佛法。
而教，则是指的可以为生者祈福，为死者做法的业务部门。
为了便于区别，这三种僧人的僧服颜色，也有着严格的规定。
前两者精通佛法，擅长各种辩论讲法的高端局。
后一者，佛法上平平无奇，接触世俗较多。
——但是很有钱。
可偏偏前两者才是佛门结构中的主流。
于是禅、讲两宗僧人就有些破防。
他们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这个大明怎么了，这定然是体制的问题，他妈的。
可是没有上头理会，他们只能想个寂寞。
按照朱元璋的严格规定，就算“教”这一类人，也不能随便出现在世俗之地。
他还要求僧人不许以化缘为由，奔走市村。
“若有此等，擒获到官，治以败坏祖风之罪。”
而且既然出家了，就老老实实的做和尚。
要是贪恋钱财、偷娶妇人什么的，众人都可以“捶辱之，更索取钱钞、若无钞者，打死勿论。”
永乐十年的时候，朱棣也再次重申洪武禁例，不守戒律，败坏风化的，“违者杀不赦！”
宣德七年的时候，“申明洪武中禁令”，不许僧人化缘，“违者必罪之。”
正统六年的时候，皇帝依然出榜，因僧、道“多有坏乱心术，不务祖风，混同世俗，伤败风化”，要求“各处禁约，违者依例罪之。”
那僧人怎么才能不和世人接触，也不违背天子的诏命呢？
答案就是，砧基道人。
按照朝廷的规定，几乎寺院所有需要和外部交往的行为，必须由砧基道人代理。
甚至就连寺庙上交田税这样官面的事情，也必须砧基道人代办。
如果把大明天子理想中的寺院比作监狱，那么砧基道人就是那个牢头。
是那个发现僧人违背禁约，就可以“捶辱之”、“索取钱钞”、“打死勿论”、“杀不赦”的那个人！
而在当今的社会风气下，僧人违背禁约的事情，简直太普遍了。
明朝的皇帝一边纵容，一边加固绳索的结果就是，虽然如今佛门昌盛，有天子信奉、后宫支持、百官效仿，但是只要这些砧基道人发疯，就可以拿着绣春刀从大雄宝殿一路砍到藏经阁。
哪怕砍的一路血流成河，都是合法的！
所以明朝人写的小说中，观音菩萨从灵山出门找取经人，得先和山脚的道人登记。
这不是明朝写手太疯狂，而是在明朝人的认知里，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只不过，韩千户并不是那种脑残罢了。
寺院里的僧人想搞钱，身为监督的砧基道人也想搞钱，这不就劲儿往一处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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