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覆灭之后，明末清初时期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他所着的《日知录》中，首次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理念。
在顾炎武的眼中，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仅仅意味着一个王朝的终结，这是帝王将相和文武百官的责任，与普通百姓并无直接关联。然而，当清兵入关时，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政权更迭，而是涉及到整个华夏文明的生死存亡，每一个人的利益都紧密相连，此时，无论是谁都肩负着无法逃避的责任。
顾炎武进一步阐述道：“存在亡国和亡天下之分。那么如何区分亡国和亡天下呢？答案是：如果只是改变姓氏和国号，那只能称之为亡国；但如果道德仁义荡然无存，甚至出现弱肉强食、人相残杀的情况，那就可以说是亡天下了。”
每当王朝更替之际，那些本应挺身而出、为王朝献身的人应当是“肉食者”，即享受朝廷俸禄之人，换句话说，便是所谓的公职人员。他们领取国家的薪酬，理应为王朝效力。然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亡国与否并无太大差异。只不过是更换一个统治者，成为另一王朝的臣民罢了。
当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对国家和民族的守护。然而，一旦出现某些人以仁义之名行杀戮、吃人之事，或者生活方式面临被改变、文化文明遭受威胁的情况，那么每一个华夏子民都有责任挺身而出，坚决扞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利益。
历史上，清朝的入关被顾炎武视为“亡天下”的重要标志，而这一观点的形成正是始于清廷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并强行推行剃发令之时。
从夏商周一直到明末，历经数千年的漫长岁月，华夏这个词汇的含义和内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华夏”一词，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其中最为着名、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解释来自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他认为：“夏者，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从古至今，汉人都非常注重头发的保养和修饰。他们通常将头发梳成各种发型，并使用发簪、发夹等饰品来装饰自己的头部。汉人相信，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与身体的健康息息相关，因此要保持头发的清洁和整洁。
同时，汉人也认为头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同的发型和发饰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然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汉人认为头发是受之于父母的，必须珍惜爱护，不得轻易剪去或损伤。这种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孝道的表现，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重和感恩之情。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甚至影响到了政治领域。例如，曹操曾经因为马匹受惊践踏了麦田，违反了自己制定的不许践踏农田的军令，于是决定以割发代首来惩罚自己。这件事表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头发被视为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总之，汉人对头发的重视程度反映了他们对自身身体的珍视以及对孝道观念的坚守。这种传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而汉人，尤其是汉人贵族官僚的服饰更有讲究——交领、右衽，通常不用扣子，而是用绳带系结，给人以洒脱飘逸的印象。其基本形制包括 深衣、襦裙、袍衫、袄裤等。发展到了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
相反，长年居住在山海关以外建立满清的女真人正相反，其服鉓以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为主。
如果说服饰两个民族虽然有差距，但还不大的话，那么头发却有天仰之别。满清的头发被明朝人称为金钱鼠尾发辫，即脑袋上的头发都要削去，只在头顶留一点点，梳成一根小辫子。
在入关之前，早在清太祖努而哈赤时期，就已经强令被俘的辽东军民改成了这种装束，但入关之时，由于多尔兖是打着为崇祯报仇的旗号进来的，当时他们并没有信心能够真正留在北京，所以并没有这种强制命令，包括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数万关宁军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头发与服装。
虽然早在前一年，就曾经有前明官员为了向满清征服者表示忠心，主动带着自己家人剃发易服，以示效忠，并且上书请求改变发冠制度。然而，这一行为当时并没有被刚入关的满清统治者接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化，清朝逐渐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进入南京，弘光帝朱由崧被俘，自认为已经消灭了明朝势力的豫亲王多铎开始在南方全面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以加强对汉族地区的控制和同化。
而六月初五，摄政王多尔衮颁发了“剃发令”，规定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尽令剃发。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要求官民俱依满式，不许异同。宣称：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
第二轮的剃发令与孙之獬有着直接的关系。孙之獬乃是天启年间的进士，他在清军入关之后，竟然举家投降了清朝，企图在这个新的政权中谋取高位。他甚至向摄政王多尔衮进言说要推行剃发易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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