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从传说时代到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发展中，有一个很突出也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出现过许多具有各自始祖的不同原始人群或部族。华夏的各支祖先，最初包括传说时代的三大集团。这三大集团主要分布在黄河领域，即中原的华夏和东方的东夷，以及分布在长江领域或南方的苗蛮。其中，华夏集团主要有姬姓的黄帝、姜姓的炎帝，东夷集团主要有嬴姓的太昊、少昊。后来的夏商周三族以及秦、赵等等，似乎都是这两集团的后裔。例如，周人为姬姓，秦人为嬴姓。
华夏的各支祖先都参与了创造历史，但就华夏的各支祖先对于历史的贡献来说，则有着很大差别。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起过重大作用的，或推动古代的中国向统一帝国方向发展的主要部族，无疑是姬姓的周人和嬴姓的秦人。
嬴姓秦人是殷商朝的显贵，仲衍之后列为诸侯。《史记·秦本纪》中就有着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守]北方……”
姬姓周人已经建立的王国和分封的诸侯，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或既定前提，对于嬴姓秦人来说，不太可能征服建都于陕西而又控制了中原的周王国，或者即使如同西戎那样能够攻灭西周，也不可能征服已经被周人诸侯控制的中原地区。而秦人本身的真正兴起，又恰恰多多少少直接得益于他们积极帮助周人或周王室对付西戎。这一点，从秦人的先祖诸如中衍之后的中潏、孟戏、蜚廉、恶来、造父等身上都能得到证实——他们都是王朝统治者的被利用者和牺牲品。
如果说，自大廉封于秦是个古代神话传说的话，那么秦人的真实祖先，似乎还在游牧阶段，周王封以秦邑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戎对抗的强大力量。《史记·秦本纪》：“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这确实是有文献记载的。
伯益的后裔有个叫非子的人，非常善于养马。于是周孝王便让他负责养马，结果养马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周孝王就封秦邑给他，被称为秦嬴。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嬴姓之国同出一祖”“秦之先为嬴姓”。秦人应该是伯益的后裔或其家族的后裔。秦的历代祖先一直“在西戎，保西垂”（今天水）。公元前十七世纪，夏商交替之际，秦人的先祖有部分“去夏归商，为商汤御，以败夏桀于鸣条”，此后，秦的先祖游牧于西垂之地。
公元前910年，周孝王继位。
周孝王时期（前897年―前886年），秦国先祖秦非子的父亲大骆和兄弟成所居的犬丘，即西犬丘（在今甘肃省礼县城东十三公里处的永兴乡、永坪乡境内）。
最先封于秦非子父亲大骆牧马、后封于秦非子兄弟成的那个犬丘，关系到周、秦最密切接触的只有其中两个，这就是陕西的“犬丘”和甘肃的“西犬丘”。东西两“犬丘”，隐含着秦人发迹时一段最重要的历史。从西周初年起，秦人在陕、甘两地的落脚点上，确也留下了深深的历史轨迹。
《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修。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秦人祖先的情况究竟如何？自古以来，史家对此颇费脑筋。或曰是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土著戎族，或曰是来自东部齐鲁地区与殷人密切相关的东夷部族。这是由于秦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后起之国，直到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才“初有史纪事”（《史记?秦本纪》），其早期历史的材料十分缺乏，给人们的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于是人们只好靠《史记》中的有关篇章来推测。根据有关研究资料，过去人们普遍主张秦人是西北地区的古代部族成员，也有人认为，秦人与殷人在观念信仰上，共奉“玄鸟”为祖先，即都是以“燕”为图腾的氏族，他们生活在山东半岛的齐鲁一带，在经济生活上，有着狩猎，游牧的共同性；在墓葬形式上，秦人继承着殷制。此说主要是通过秦人与殷人祖先的类比，指出在殷商时期，秦人是从属于殷人的一个氏族部落，殷亡后，他们集体沦为周人的奴隶。周成王时，秦人参加了反周的大叛乱，被周人镇压后，秦人被迫西迁，成为后来秦国人的直接祖先。这无疑说明秦人有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因素。
历史的风云，往往演绎着曲折离奇的故事。作为伯益的后代，中潏在抗戎的前线，守卫西部边陲之地；儿子蜚廉驻扎北边；孙子恶来也是殷纣身边的重臣。但是，处在商朝末季的嬴氏，显赫的政治地位并没有给他带来永恒的光荣。其命运的转机，就发生在改朝换代之时。蜚廉有三个儿子：恶来、恶来革和季胜。恶来革早死，无所表现。恶来因“助纣为虐”，身遭周武王诛杀。蜚廉闻讯朝歌失陷、殷纣被杀，自己也在霍太山（今山西霍县的霍山）为这个被推翻了的王朝殉死。在蜚廉、恶来和季胜三人之中，只有季胜选择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出路。他虽然也为殷纣守卫过边防，但当看到殷纣王恶贯满盈、又料到殷商政权即将倾覆时，就毅然决然地投降了周人。周人因为他的归顺、立功而采取了有区别对待的政策，让他仍然留住在霍太山一带。
司马迁写道：“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女防以下至非子五世，既然“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又怎么忽然冒出个“非子居犬丘”来？这个跳动性极大的叙述，实在是省略了让后人颇费思量的史实。“蒙”在词义上具有覆盖、包藏、忍受、欺瞒等意思。恶来革的后人，从女防以下五代，皆“蒙赵城”。也就是说，他们把周王对季胜后人的宠信作为掩护，忍气吞声，在周、赵的夹缝中求得生存。正因为女防的后人没有自己的姓氏，还得假冒“赵氏”，才迫使他们梦寐以求要从寄人篱下的阴影中走出去。好在的是，汾水流域的中下游本来就是嬴赵的势力范围。像秦先人从蜚康、季胜到造父，六代人对霍太山、皋狼、赵城这些晋西南地区的要邑重地进行了长时间的经营。向西也多有夏商时期留下的嬴姓小国，如耿国就座落在今山西河津县一带。即使在泾、渭、邠、岐一带，也多有同祖的秦人的存在。所以，女防的后代子孙们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便沿着晋、陕间这一通道逐渐向西迁徙。从后边司马迁对秦史的记叙看，以大骆、非子父子外迁的跨度要大。那么，他们居留的落脚点应该说就是“非子居犬丘”。
由于秦人向来具有“调驯鸟兽”、养马御车的传统与天赋，所以非子也当然地保持着这一擅长。在土地广阔、以生产粮食的纯农业区，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爱好和技术，喂养的马匹膘肥体壮，有如鹤立鸡群般的显眼，很自然在当地赢得了一片赞誉声。
据《史记》的《集解》引徐广的话说，非子所居的“犬丘”在“今槐里”。《正义》引《括地志》的话说：“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汉书·地理志》对这里地名的沿革讲得更明白：“右扶风槐里县，周名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也。”。
近在都城的周孝王，很快地扑捉到这一信息，意识到它同国计民生的大事攸关，所以就异常重视。
于是，周孝王召见了非子。
周孝王说：“让你为国家养马，你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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