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晚秋，这位《慕钱沪剧团》艺术总监的灵魂人物，自接到那通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任务起，便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非同小可——为沪剧这一传统艺术寻得一方璀璨舞台，重现《牡丹亭》的绝代风华。
她深知，在这个快节奏、多元化发展的都市上海，要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生，就必须找到那个能与《牡丹亭》灵魂共鸣的剧场，让每一位踏入剧场的观众，都能穿越时空，沉醉于那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里。
“哇，好多剧场盼我们去演呢！”
这句话不仅是钱晚秋对团队士气的鼓舞，更是她内心真实感受的流露。从外滩边历史悠久的剧院，到浦东新崛起的文化地标，再到那些隐匿于弄堂深处的小剧场，每一处都留下了她匆匆的脚步和期盼的目光。她坚信，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定有一个舞台，能完美承载《牡丹亭》的细腻情感与深厚文化底蕴。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钱晚秋走进了位于静安寺附近的一座复古风格剧场。
这座剧场外表虽不起眼，但内部装饰却别有洞天，古老的木质座椅散发着淡淡的沉香，舞台上的灯光柔和而富有层次，仿佛能瞬间将观众带入另一个时空。
更重要的是，剧场的管理者对沪剧抱有极大的热情与尊重，他们愿意为《牡丹亭》的连演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从宣传推广到票务管理，无一不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钱晚秋心中暗自激动。立刻与剧场方展开了深入的合作洽谈，从剧目编排到舞台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力求让这场《牡丹亭》的演出成为一次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随着演出的临近，消息不胫而走，上海的文化爱好者们纷纷闻风而动，票务系统几度瘫痪，社交媒体上关于《牡丹亭》的讨论热度持续攀升。首演之夜，剧场内座无虚席，灯光渐暗，音乐响起，钱晚秋带领的沪剧团以精湛的演技，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恨情仇演绎得淋漓尽致，观众席上掌声雷动，泪光闪烁。
《牡丹亭》在上海这座现代都市中绽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不仅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的目光，也让更多海外游客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魅力。钱晚秋和他的团队，用一场场精彩的演出，证明了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可能。而这一切的开始，不过是一个信念，一个走遍上海，只为寻找那个能让《牡丹亭》绽放光彩的舞台的信念。
慕钱沪剧团钱晚秋为寻找演出牡丹亭的长篇连台本戏，走遍了上海滩。
说起上海文化娱乐场所的出现和发展，老剧场老影院是绕不开的话题。寻觅上海戏院能让我们从中选出适合我沪剧演出的舞台梳理出我们需要的脉络。
上海老剧场老影院最初出现时的情形却堪称简单甚或简陋。许多场所可以说就是利用茶楼或学校礼堂等。
清末话剧演出时，就经常假座学校礼堂作舞台，这样的地方还包括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书院，王培孙办的育才学堂，还有南洋公学等。
直到1907年8月15日在春仙茶园演出新剧，这才标志着早期沪剧首次进入正式剧场。
春仙茶园坐落在当时的大新街三马路（湖北路汉口路）转角。1903年由京剧武生李春来创办。1904年8月5日首演时装京剧《瓜种兰因》。春仙茶园也是早期话剧主要演出场所。
1908年3月，王钟声和刚从日本回国的任天知合作，以通鉴学校的名义在此上演《迦茵小传》，两人分饰男女主角。
此剧一扫京剧痕迹，使观众觉得“不象戏，象真的事情”。春仙茶园在1912年改称新桂茶园，不久受新式剧场影响，又先后易名中华舞台和中华大戏院。
是年10月16日，孙中山先生曾在此登台宣传民主革命。1913年春仙茶园由江梦花、冯子和等接手，改名共和中舞台，旋又改名共舞台，后再改名民新剧场。
1917年由孙少安等接办，改名亦舞台。1924年因房基损坏严重而拆除，翻建后成为惠中旅馆，这里就此与戏院无干。
且说当年除受“西风东渐”影响外，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本土市民娱乐文化也在兴起，演出及观赏戏剧即是一个重要内容。
据《上海通史》说，“晚清上海的戏剧，由于采用了与以前不同的经营机制，所以市场迅速拓展。
这个市场的容量，要大大超过中国其他地方，包括北京在内的优秀演员，全部聚集于上海掘金。
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上海戏剧业繁荣，各路投资的资金也不断汇聚到这里，19世纪90年代，上海戏剧业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
1866年（同治五年）时，‘夷场大小戏园，共有30余所’，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上海的戏园已经超过100家”。
有这么多的演出场所，上海舞台想不热闹也难。这当然也带来了原有的剧场包括舞台不敷应用的情况，这就自然引发了戏剧和舞台变革的趋势。
如我国第一个具有先进舞台设备的新式剧场——上海新舞台的出现，使“上海从茶园式的带柱方台演变到半月形的舞台，并且采用了布景转台，是新舞台开其端的”。
《中国京剧史》，它的建立和在这里的演出活动，就标志着上海戏曲改良运动已达到一个高潮。
新舞台始建于十六铺老太平码头附近，面临黄浦江。
1907年冬，由姚伯欣、沈缦云、李平书、张逸槎等联合京剧艺人夏月珊、潘月樵等创议修建，耗资三万银元，于第二年旧历八月落成，十月初二由“老丹桂”全部班底开演。
新式舞台作伸出式半月形，取消两柱四方形的传统形式，但保留可三面观看的特点，设新式转台，可同时搭两台布景，注重灯光布景。
1910年初次改建舞台，将单转台改为双转台。上海光复后，新舞台进入鼎盛时期，多演时装京剧。
1913年新舞台迁入九亩地新址，竟遭火灾。旋重建九亩地新舞台。新舞台曾演出过几十出新剧，如《宦海潮》《新茶花》《恨海》《猛回头》《黑奴吁天录》《华伦夫人之职业》等。
欧阳予倩、刘艺舟、王钟声、陈秋风、汪优游、徐卓呆、查天影、夏天人、杜如心、沈冰血等，都参加过新舞台的新剧演出。1924年“齐卢战争”之后，夏月珊去世，新舞台渐趋歇业。
新舞台虽经六次迁移，四易其名，但人们始终习惯叫“新舞台”，直至1924年新舞台被改建为民房出租为止。
可见新舞台初建时的影响之深远。新舞台取法西式剧场和运用新技术，对舞台建筑进行了改造，受到观众欢迎，一时间引发效仿，新式舞台纷纷出现，无形之中也给各地各剧种的戏曲和戏剧在上海的推广，营造出了良好的氛围。
剧场影院的兴起，而剧场影院在上海的出现，又和西方外来者，尤其是随同他们来到上海的家属对文化的需求相关。
在他们的诸多文化需求中，就有对新剧的喜欢；新剧也称文明戏。比如当时西侨在上海有个爱美剧社，就经常在堪称现代的“兰心戏院”演出。
《上海研究资料》上说，“那时西人侨居上海不久，荒凉的环境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他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爱美’的演剧就成了当时普遍的娱乐。
这固然是当时还没有职业剧团要到东方来，而侨民们在他们自己当中找出演员和一切，也是一种愉快的生活。‘浪子’和‘好汉’两个‘爱美’剧社就是那时候的活动者，每次出现于那些旧而空着的货栈里的临时舞台上”。
因为在1866年“浪子”和“好汉”两社合并另组“爱美剧社”，因为不甘心“每次出现于那些旧而空着的货栈里的临时舞台上”，于是便有了“兰心戏院”的出现。
“兰心”一名后来几乎成为人们一旦谈起上海老戏院老剧场，就会提起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词。它不仅代表着戏院或剧场的档次，更意味着在里面上演的戏剧的品质。能出入于其间的人，多自视甚高。
我们知道的“兰心大戏院”已不是最初的那个“兰心”，前者坐落在茂名路长乐路口，而最早的“兰心”则在苏州河畔，那时的地名叫博物院路（圆明园路）。
最初的“兰心”是木结构建筑。因为是木结构，容易被引燃。果然，木结构的“兰心”不幸于1871年3月2日在一场祝融之灾中毁于一旦。
于是就有了1872年5月筹资再造“兰心剧院”的动议。两年后，即1874年初，一座全新的砖结构“兰心戏院”亦称A·D·C戏院，矗立在了博物院路毗邻英领馆处。
1928年斯文洋行在A·D·C戏院原址建大楼，内设光陆大戏院，专映欧美电影。设座位837个。
到了1929年，“兰心剧院”的拥有者打算在西区另行建造一座新的“兰心”，同时有个中国人也愿意斥资17.5万两银子买下博物院路上的“兰心剧院”，双方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而原“兰心”主人也在蒲石路（长乐路）迈而西爱路（茂名南路）另外觅到一块合适的地皮。
1931年2月，一座同样以“兰心”命名，但规模、气势更大的剧院在此矗立。
这就是坐落在长乐路茂名南路转角处的“兰心大戏院”。它一度曾改名“上海艺术剧场”，这里除了演话剧，也兼映电影。至于原先的“兰心”，后来叫光陆大戏院，曾几度歇业复业；1943年2月，易名文化电影院，专映日本新闻纪录片。1946年成为美军俱乐部。
当然，提起早期一些简单乃至简陋的戏院场所，还得一提位于大马路（南京东路）3号的谋得利琴行。
1909年初，琴行公司将楼上仓库改建成戏馆，人称谋得利戏院，由美国侨民业余剧团演出话剧，观众多为欧美人士。
辛亥革命前后，谋得利剧场也常上演新剧。如1911年夏，徐半梅创立的社会教育团曾在此演出《镜中缘》《猛回头》《遗嘱》《闰门训》等剧。
1913年8月，郑正秋创立新民社，在兰心戏院和谋得利戏院连续演出由他本人编剧的十本（集）讲述家庭故事的《恶家庭》，引起轰动，被誉为“新剧中兴之奠基作”，也创下文明新戏最高票房纪录。
1914年4月中旬，春柳社同人在此挂出“春柳剧场”招牌，并发表开幕宣言，连续九个月公演《不如归》《浮云》《家庭恩怨记》《十姐妹》等新剧，在很长时期里一直成为新剧主要演出场所。后一度改称谋得利影戏院，兼映电影。
另外这一时期新新舞台、大舞台、丹桂第一台、徐园及青年会等也纷纷出现。20年代天蟾舞台、更新舞台、夏令配克大戏院、梨园公会礼堂等也开始陆续上演新剧，一时间引得观众纷纷慕名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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