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通政司的特殊性，身为皇帝的朱祐樘也不敢懈怠，接过题奏之后，仔细阅览一番。
不过弘治帝脸上却不见任何触动，依旧古井不波，对着站在右侧的内阁大学士徐溥询问：“徐先生，你以为该如何？”
内阁职能有掌修国史、同考殿试、拟定诸礼、起草诏书、忠谏规劝、经筵讲学等等，但同时也有着同知国事以及备咨顾问的工作。
当然备咨顾问也是内阁最大的权利之一，备咨的的同时，也有着票拟的权利。
即在原本的奏本之上，用一张小纸条写着个人看法，再行转交司礼监，由司礼监批复或者转交皇帝批复。
虽然他们的票拟并不代表最后的事情的结果，但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如果内阁全部是皇帝亲信，而且也和司礼监没有太大矛盾，基本上票拟就等于是正常，反之则不同。
诚然徐溥虽非潜邸旧臣，皇帝对于他的信任程度，也远不及昔日东宫诸官。但由于对方是景泰年间进士，历经三朝，资历最重，故而弘治帝对其还是礼敬有加，凡有大事必先咨询其人。
哪怕最后并没有同意其人意见，但对于这等表面工作，皇帝一日不曾落下，因此也获得朝野一片好评。
皇帝信任臣下，换来的自然是人臣感恩戴德，处理政务起来干劲十足，百官干劲十足，那么好处就不言而喻。
深受皇恩的徐溥，在天子垂询之后，一边轻捋胡须，一边皱着眉头轻做思考，一会之后，站出朝班，伏拜地上回答：“此事上犹知县虽然说的有理，可民间风气，朝廷又怎好屡屡干涉？
臣以为，莫不如暂且搁之，以免废了许多精力，百姓却还不解朝廷之意。
缠足之事，就如章爵所说一般，已经陋习已久，以太祖圣武之资，尚且不曾有去干涉民间举止，我辈又怎好此刻阻挠？”
“臣以为徐阁老所言大缪！”
正在徐溥侃侃而谈之时，内阁大学士刘健一步跨出班位，躬身出言。
认真听讲的朱祐樘，突然听到刘健打断，愣了一下又立马恢复神情：“刘先生可是有个什么说法？”
“正是民风已经已经败坏，才更加要整顿为是。一如上犹知县所说，缠足者，不仅使百姓劳力变少，而且易使妇女陷入危险当中。臣刘健以为，应该按照章爵所上奏本行之，整顿民风滥俗。”
刘健又如何会同意徐溥的观点？
且不说徐溥的说法符不符合一个儒家士人的品德，但说徐溥与他同为皇帝亲信，对方的存在会使得他无法成为唯一宠臣，刘健就必须反对。
更何况章爵奏本说的非常清楚，妇女缠足除了有益于满足一些权贵的怪癖以外，全然没有半点益处。
章爵作为地方官，看待问题本就比京官透彻，更兼之这些事情，如果进行整顿，那也是百利而无一害，如此又何乐而不为？
刘健能够口若悬河，徐溥又岂是任人宰割之辈？由是当场再言：“这章爵所言纯粹胡说八道，妇人织布养蚕，本就不是什么重力之事，与天足或是缠足有什么关系？
圣祖皇帝有禁，不许女子外出，以免招来淫邪。若是女子不出门，又哪来淫邪之事？在徐溥看来，与其在这种民俗之上严禁，莫不如遵守太祖圣训。”
徐溥不过是一个很正常的官员，他既无经纬之才，也无过人韬略，惟只有忠君之事而已。
对于所谓限制裹足之事，他本质上到无所谓，只是在他看来，眼下的的问题，不是在于民风需不需要限制，而是在于祖训要不要遵守。
所以他在反驳之时，引用朱元璋写的《大诰武臣·第23·男女混淆》篇中的话，用来批评章爵本末倒置。
在徐溥看来，只要朝廷尊崇祖训，限阉宠、勤经筵、广纳言、崇圣道、节私用、慎私恩、束外戚、罢斋醮，那么久而久之，国家自然便会走上正途，所谓的民风坏俗，同样也会不教而治。
反而若是本末倒置，不去将国家出现的大问题给补上，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地方，做蜗角之争，到最后只会不得其利。
所以当有司奏报这件事的时候，徐溥打心眼里就不看好，就如同刚开始章爵不看好禁止缠足一般。
二人的看法其实，颇为相近。
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不过章爵见多了民间女子迫于无奈，见多了因为缠足间接性发生的问题，故而在其子劝说之下，很快就意动，并且接受，因此才上了这份奏疏。
饶是如此，可章爵依旧只是打着试一试，反正对自己没有坏处的想法，莫不如将问题抛给朝廷，并不曾用心去理会其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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