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老先生自己看的地。”邹家荣说。
“邹老先生之墓。”这时，我看向墓碑，居然刻的是这几个字。
老先生姓邹，这个村的人差不多都是邹姓。
“你们也不知道老先生的名字吗？”我仍想知道他的名字。
“不知道。小的时候叫爸，长大了不知怎么的就跟着别人一样叫‘老先生’了。”邹家荣蹲在坟门前说，一只手在拔草。
“我们全村人，包括方圆几十里地的人，不是都尊称他‘老先生’吗？连我们子女孙辈都叫他‘老先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站起来，对着我讲。我看向远方。
是啊，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他是“老先生”。
我回过身，再看墓碑，旁边刻着“生于开元四五八九年三月十二日”“卒于开元四六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九十六岁”。
“老先生也是高寿。”我默默的说了一句，“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不高寿。”我又补充了一句。
老先生有怎样的思想，怎样的经历，我是一无所知的，其实也无关紧要。我只是记得老先生，印象非常深刻的那种记得。记得或不记得又怎样呢？终有一天，虽然互相明白，还不是“人生路上两相忘”。
人生本是虚妄，犹如跋涉于无人之境，源自虚空的，终要重回虚空。这些竹子，这些树木，甚至这些草，不都是轮回千年了吗？如今，虽然还在无我无他地盛开着。终有一天会枯萎，会死亡，会消失。难道不是吗？
“既已为你盛开过，再往后就荣枯生死各不相干，若要死死纠缠，定然是两败俱伤。”倘若这些竹、这些树、这些花草也有思想、会说话，会不会和老先生说这样一句话呢？
我和老先生之间，真正能留下的，只有我在村子里生活的十几年时光里，那一段凄怜又美好的记忆，还有花枝摇曳的惊动。虽有惊动，却最终擦身而过，一错手，就慢慢地，渐渐地，不记得了。
后来的我，戎马半生，横戟赋诗，青梅煮酒，期待着踏步青云，鹏程万里。
男儿心如剑，只为天下舞。似乎与河西、与老先生没啥关系。
后来的我也会纵酒高歌，抚琴弄墨，亦会在落日桥头，断鸿声里，无语自凭栏。也似乎与河西、与老先生没啥关系。
老先生永远都是一袭长衫，春夏秋冬，从来如是。据说，就是在开元4664年（那时我还没出生，听人说的），那样的年代，老先生竟然也是一袭长衫，初衷不改。村干部也没怎么样他，可见其威望之高。
老先生身材魁梧，大约有一米七八的样子，那个年代几乎是巨人。永远腰板挺直，目不斜视，中规中矩，做事有板有眼，话极少，说出来的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句句有效，字字珠玑，从来没有废话。
“你知道，老先生一辈子没有发过火，没有和人吵过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邹家荣见我在沉思，便对我说。
“是啊。”我附和着，这个我是知道的。
“贱丑娘呢？”我突然想起贱丑娘来，问道。
“贱丑娘刚嫁过来，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傍晚，老先生从田里劳动回来，扛着锄头走过她家门口，不知什么事，贱丑娘莫名其妙的对着老先生骂：‘你个该死的老先生，你以为你不说话人家就怕你了吗。现在是什么年代，你还穿着长衫。’老先生就站定，本来肩上扛着锄头，便把锄头放下来，右手握着锄头柄，笔直的站着，不说话，微微笑着，眼睛自然的看着她，有一种不严自威的气势。谁知道就这样，那女人竟给震慑住了，不敢再骂了，没趣的也带些许惧怕的转回房里去了。”家荣说了这么一大段话。
“后来呢？”我问。
“后来，贱丑娘再也没有骂过老先生，有时候还躲着老先生呢。好像还怕老先生似的。”
老先生在村里可谓德高望重，修养非常好，脾气非常好，非常理智。用现在的话来说，也非常理性，用最理性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律己很严，宽以待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规矩方正，绝不耍奸使滑，一定要把事情做到让人满意，甚至是超满意！
他割的稻子，码起来整整齐齐；插的秧，就像用绳子拉起来那样笔直。
田间休息的时候，锄头一定洗干净了，放旁边，不像其他社员那样，随便一丢。
坐在田埂上，也是挺直腰板的。从来不会躺在地上，那太有失形象了。
也从不喊苦喊累。永远的精神矍铄。
老先生在我的印象里，就是现实中的孔子，那样高大，那样平实，那样完美。
我父亲说起老先生的时候，也是一脸的尊敬。
人是有感情、有思维、有情绪的高级动物。人人都有喜怒哀乐。无论是哭笑忧伤，还是消极堕落，肯定是有成因的，这本无可厚非。可在人们潜意识的观念里，存在着“应该”或“不应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就出现了对人、对事的一种看法，而这种看法会直接的体现在人的情绪里。而人的情绪又会影响人的行为。最后影响结果。
老先生一辈子没有发过大的“火”。我的性格柔和，没有什么脾气，或者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多少和老先生是有关系的。
我和老先生，做了莫逆。这样的莫逆之交，也带给我后来有些诗意般的生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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