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去广州的列车便很繁忙，再加上奔腾深圳的人潮，坐票是一个奢侈的东西。
那天关扬之所以纠结于一碗炒面的价格，因为他早前便从车站问过，开往广州的票价是十六元，而他身上只有一千一百一十七元，除了给抬会那帮人的，他想留一张整票。
至于他房子里的东西，家具什么的都是不能变卖的，他也不曾给自己置办过什么值钱的东西，好烟好酒也只是过个路而已。
密集的人潮推着上车，关扬前面那人背包侧兜插着一台收音机，冷不丁一抬肩，天线正好勾住了关扬的眼镜，那个酒盅式的小眼镜掉进了站台的缝隙。
那人显得非常紧张，一边向关扬道歉一边竟跪下来要伸手去取，关扬把他拦住表示无碍，那镜片只是两块玻璃，只因有人说戴眼镜显得墨水多。
两节车厢的中间是无座之人的悠乐场，那个挂掉关扬眼镜的人又上前道歉，这是一个毫无特点的人，什么都是中常，连那种写在脸上淡淡的木讷与忧愁，也和很多人一样。
他自我介绍，名叫董滨川，二十七岁，来自更北面的湖州，也是经由广州前往深圳。他见关扬穿着皮鞋，衬衫的领子特别白，胡须是用刮胡刀修理过的，他显出一种紧张，说话时连声道都有些放不开。
见关扬乐于谈话，董滨川才稍稍有些放得开，至于他们具体说的，很多都是自嘲，家庭、事业换来许多欲言又止不做展开，人的失意都写在脸上，又何必再用言语创击一遍呢。
列车行到福鼎的时候，一路的平静被打破了，一个半寸短发的年轻人上了火车。这人较为肥胖，白而发黄的背心撩到了肚皮上，手腕带着鸡血色的串珠。不同于大多数人，他一件行李都没有，左手拎着一个折叠板凳，右手居然还提着一个简易桌子。
乍一走进车厢之间，他带着一种捕捉般的眼神向左右打量，很快盯住了一个角落，一对中年夫妇紧贴在地上，男人黝黑黝黑的、女人干瘦干瘦的，只望了一眼便不再敢和那人对视。旋即他们像被点名了也似的，不约而同欠了欠身，男子就这样获得了一个宽敞的席位。
他摆下桌子扯开板凳，从屁股口袋拿出两袋白酒才坐了下来，那是二两装的散白酒，咬开就能喝。这处狭窄的车型间隙，挤了不下十个人，他又开始打量众人，最终把目光放在关扬身上。
不知是哪种特质让他觉得关扬和劳苦大众不一样，他本是仰视，却带着霸气，就差指一指酒问面子了。关扬看到刚刚“让座”那个男人直勾勾盯着白酒，要喝也该是那人才对。
关扬示意不会喝酒，对方反而变得更有兴致，仿佛直接坐下来才是不够满意，“朋友是个读书人，到深圳还有十多个小时，长路漫漫喝点酒才过得快。”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深圳？”
他并不回答这个问题，接着又道：“朋友官场工厂必占一样，怎么能不会喝酒呢？认识一下，在下杜果果。”
这样的见人下菜碟令关扬不适，好在和抬会那帮人打过交道，这股浓重的社会味儿他不算陌生。
“怎么，是看不上人还是看不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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