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翌日清晨，我在滨海湾静谧的晨曦中醒来，推开窗，满目清新的绿意。 这天上午没有工作安排，我决定下楼吃个悠闲的早餐。 刚迈进餐厅的大门，就不幸偶遇了手捧餐盘的老板孙维禹，他的气色看起来比昨天好很多，看他盘中排列的那些食物就知道，那颗正义的智齿多半是折戟沉沙了。 “孙总早。”除了露出阳光的微笑，我还能做什么？ “早，一起吃吧。”他指了指前方的座位，一台早晚要过劳死的Macbook已经支起在桌面上了。 于是，计划中“悠闲的早餐”，摇身一变，成了“早餐工作会。” 孙维禹就着一杯咖啡，给我完整地讲述了此番来新加坡出差的缘由。 一年半前，北京的那场宴会上，孙维禹曾非常想争取与付青竹的合作。付女神却表示，不贩卖学术成果，更不贩卖自己的影响力。 她说：“所有的研究发现都等待被应用，我却对应用它的过程并无太多兴趣。这是我个人的取向，人的精力生而有限，我只想将它投入在自己关心的领域里。” 孙维禹只是个商人，谈判的筹码不过是些在对方眼中不名一文的名与利。他最清楚，注定谈不成的生意，再多诚意在对方看来都是纠缠，于是不再执着。 他为自己的唐突道了歉，重新表达了对付青竹人格的敬佩，并表示愿意以个人名义，为她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可能的帮助。 大概是这份诚意赢得了付青竹的好感，她笑着指了指站在会场一隅，正为我的职业问题不满的邹成渝：“成渝目前在做的课题，其实更适合你的企业。” 邹成渝在学术界还只是个毫无建树的小后生，如果没有付青竹那似是无心的一句提醒，孙维禹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新的目标人选？而他那晚后来的沉吟思虑，都是关于邹成渝的，却被我误解成了出师不利的沮丧。 之后的一年，他为延揽邹成渝做了大量工作，起初邹成渝的态度并不热衷，他和付青竹一样，致力于用科研改变世界。 但世事弄人，他在一项实验数据的问题上与自己的导师发生了争执，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学术论争，却阴差阳错带出了一桩导师早年间的学术丑闻……邹成渝作为事件的当事人，虽无真正的过错，却被舆论推到了伦理与道德的枪口上。 邹成渝试过辩解，也想向人们还原事情的经过，却发现他越努力张口，越发不出声音来。随着事件的发酵，他才真切的体会到这个学术圈子的虚诞与腐朽！ 它就像一个透明无暇气球，承载着纯洁天真的幻想，却禁不起细针轻轻一戳……爆炸的一瞬间，喷出一股你从未想象过的氮臭，那气味在空气中久久弥漫，渐渐湮灭了先前一切的幻想。 最终，邹成渝落寞出走，成为了这场学术风波中最不被同情的受害者。 他没有回国，我想以他当时的心境也无法再继续国内的研究，于是他转下南洋，来到新加坡。 孙维禹就像一只耐心十足的黄雀，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观察、等待邹成渝，他亲自飞到新加坡来和邹成渝谈过数次，只是表达等待的诚意，却从没有流露出任何催促的意思。 他说：“天下事，躁急自败。” 然而，老神在在、自诩成竹于胸的孙维禹，居然失了算。一周前，他突然接到邹成渝的电话，郑重拒绝了济苍药业的一切合作邀请，表示将有新的人生规划。 他的新规划是什么，孙维禹也不清楚，只是查到近期邹成渝频繁跟随一个海洋保护影片的拍摄团队出海，常常在海上一漂就是十天半月。 听到这里，我本能地产生了一个疑问，脱口而出：“您不是说过，要我来新加坡并不是当邹成渝的说客么？可这不还是要我拉皮条吗？” 孙维禹放下手里的咖啡杯，用似笑非笑的眼神打量着气鼓鼓的我：“你是觉得我骗了你来？还是对自己能说服邹成渝回国这件事充满自信？” “难道不是？” 孙维禹哂笑摇头，“约了邹成渝明天面谈，你可以不去。” “那我加入这个工作团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你是不是翻译过海洋动物保护相关文章？” 我想起五年前，在范爷爷身边学习工作时整理过的那些资料文稿，点了点头。 “那就够了，下午我约了另一个人，你陪我一起去见。” “是谁？” “一部海洋保护电影的策划人，叫侯嘉声。” 他将笔记本电脑推到我面前，一个黝黑壮实的中年华人男子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他是邹成渝近期突然转移人生规划的知情者。 我仔细阅读了附着的文字资料，字字句句读完，心中长长叹了一口气。 “居然真的是侯哥。”我咕哝。 “你认识？”孙维禹脸上浮现出少有的惊讶神情。 “嗯，我们算是……同过事吧。” 侯哥是范爷爷的博士生，当初他研究的方向就是海洋濒危生物保护，常驻在广西北部湾的另一个保护基地，但由于范爷爷在秦岭工作的时间多，他也就经常跑来我们这头帮忙，侯哥性格豁达爽朗，我很快就同他混熟了。 离开秦岭快四年了，那段经历回想起来犹如梦境，我以为那些人和事都只存于遥远的记忆中了，不曾想会在这个时间，这个隔山隔海的地方再次与它们相遇。 坐在我对面的孙维禹也陷入了沉思，似在着力思考着什么复杂的问题，他习惯性的皱眉，我没敢打扰。 当天下午，我见到了侯嘉声先生。 见到我的那一刻，侯哥也惊呆了。他半天才反应过来，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松开我，他又端详了半天：“歪歪你这个死丫头，居然长大了！” 太久没听人叫过这个绰号，侯哥一开口，我就从鼻腔酸到了眼眶。 我瘪着嘴，如同回到了四五年前，喊了声：“侯哥。” “傻丫头，怎么还哭上了。”侯哥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就像对着自己的小女儿。 直到我们叙完旧，都调整好了情绪，孙维禹才出现，恰到好处地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正事上。 侯哥才知道我们为邹成渝而来，他直白地对孙维禹摆了摆手。 “你还是另作打算吧，成渝这小子有多固执……歪歪最清楚。去年我筹备这部海洋纪录片的时候在NTU的论坛招募志愿者，没想到他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在京大时就认识，他从美国来新加坡的那些事我也听说过，我以为这小子就是专业上遇到个坎，来玩票散散心的。没想到他跟着我们出了几次海以后，居然对保护学上心了。最近他跟我谈过好几次，想转研究方向，做海洋生物保护，假如与NTU的教职有冲突，他做好了辞职打算。” 邹成渝有多固执我当然清楚，但他的这个疯狂的选择依然令我惊愕不已。 当年他决心出国时有多艰难，后来在世界顶尖的高校念完PhD的过程又有多辛苦？ 曾经他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多执迷狂热，之后的那场学术风波中又让他遭受了多少压力与责难？ 经历这种种之后，他居然主动选择了放弃，放弃自己醉心奋斗过的一切，去换一种全新的方式生活？ 他的人生新规划，就是要在海上孤独的漂上半辈子吗？ 我和孙维禹面面相觑，却是各有各的心事。 侯哥看着我，沉吟了一会，说道：“歪歪，成渝过两天还要和我们去海上清理遗弃渔具，走之前你们……要不要见一见？” 我怔怔地点了点头：“是要见见的。” 孙维禹在一旁，始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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