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一番折腾，我便加倍努力于向孙笑川请教，等初夏离了温县，讲事就藏着掖着，面对老爷们也不敢说，尽力去瞒，不去惹事也不显摆。这人听我说出这番见解，倒是松了口气讲话越发和蔼了。
彼此接触久了倒无需请人来喊，我候饭点就去，他跟往常一样，仍病蔫蔫的对我说道：
“倘若你离了温县，莫要乱说话小心面临灾祸，我很是担心，生恐你被租界洋人捉去。现在给你说清，在外切莫乱谈。”
我是来温县调查的时报记者。他听说我记录现实进行报导，但知道的不是很具体，所以便问起我的实际工作情况，法租界的规则，还后怕的说，“早知你是记者。我就不该多嘴。”
那一晚，我被留在他屋里睡下了，彻夜相谈交流世道。我挑些时事讲述给他，也得些与部门相处的通俗经验，聊的还算投机。但天亮起，我就该离开了，临出门前，他告诉我：“切莫乱说。”
这是过来人的劝诫罢。经历过世道者的经验谈话。其实也并非空穴来风，就有人因乱言被巡捕房逮了去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过，逼问团伙去向。当今世道是老爷的世道，是洋人的世道是强盗的世道。真要说清，大概要从侵略战争说起，是那无情的掠夺导致现如今不善的局面，我无权过多评论，所以我必须缝起嘴巴。记者也该闭嘴。
我忽然回忆起前几天发生的事。因为要讲述新知；孙笑川便抽出几本杂谈，有一本写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而这本书被特意标上记号方便查阅。我那时觉得这句不足矣被重视，不免轻看他，这会才明白过来这是在有意点拨我，就如这世道让我闭嘴。
我便将这话匿名写信给他；有几人对我这神秘行为感到多余不免耻笑，一同去寄信的同事也被逗的笑出声来，并盘问我写信是要讨论不该说的，还是情人。终在我解释下扯清缘由，这帮闲人竟会瞎扯，要编排我那风华往事写匿名信。终末是我用真理战胜无言，符合当今现状。
温县是弱县，自然不该过多显露，隐匿于信封中遮起来，不该给别人看到：也无怪他们调侃。但我接着就该采访这弱县的命运了。只因我能力太差接不到任务，温县的正式访谈被约在了隔日正午，一大早我就出门前往这落后于人的旧式老院，便早点动身为妙，自然面见过几个生人问些怪话。但偏有同僚挤在中间：法租界是什么样的，规则是谁制定的，凭什么呢，这日子没法过了谁收拾这帮洋人；这访谈不该交给他们。
“胡闹！”终是等来了这胖子。
言谈举止，是贵族那种感觉，又不像是，这气质与初次相见又显出不同。此后在回想起来，我采访对象透露出的感觉正是前朝太子身上的那股龙气，同僚瑟缩着身子蹲在地上何止可笑，——真是，应该闭嘴！但在那时那地，访谈可没有多写。
到访谈完回到报社，我便想孙笑川了，何止是想他那么简单，我有种荒谬的直觉。他的身世必成一颗炸弹，迟早被点燃，成为新的报点。
“这人是哪招来的，温县县令不知为何竟比那总统还要吓人，没得天理。”同僚那话着实可笑至极，因为保守原则不该多嘴，便瞎扯一个理由搪塞过去。
“他曾赶走麻匪强盗，自身有些杀气也说的过去。”我敷衍着说。
访谈的那天，他叫我去了他屋子，交给我一叠钞票，郑重的说道：“闭嘴”，还说希望我能多报道民情。但我也没能力去选择工作；他却叫我多写信给他，并且将民情告诉他。
我离开温县以后，就经常写信，又因关注的内容较多，说起话来不免的带些悲观，便信也不愿写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更不愿在写信，有时想动笔去记录，却难以张嘴说事，这样的日子不敢说出去，别提写信寄给他。从他那看起来，更像是我被抓去蹲牢了。
嘴闭的时间长了，我更想起他，在我接触的人里，他是最善谈话的，使我启发的那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新式的治理，和蔼的态度对人对事，近到农人，深入其中，就是我们总编都不可能如此；大言而论，深入人心，总能解救世道。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与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故事没多少人知道。
他所说书的内容，我记录了一份藏在柜里，偷偷的翻看，将作为人生信念。不幸在前天被收了去，同僚皆学去用，不在特殊，恰巧总编登在报上。这下新的治理就人尽皆知，无人不谈。只有我仍紧闭嘴巴不愿多说一个字，不能背信弃义。每当被人问起看法，我就搪塞过去，仰面在夜空中瞥见他胖胖的脸蛋，似乎正要说出惊世骇人的话来，又令我心惊胆战，佩服的五体投地，于是点一支烟，在紧紧的闭上那令“厚颜无耻”之徒无比痛恨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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